历史, 散文随笔

我的大学童年

刚上小学时,太原工学院家属院只有七座宿舍楼、几排平房和一座幼儿园楼。这个格局就像西校门门口挂着的白底黑字木牌一样保持了很多年,以至于后来很多房子不得不挤进两家人。这七座楼相隔甚远,整个大院开阔疏朗,一些小树林、灌木丛和高低起伏的荒丘散落其间。

图片来自网络资料

一号楼和二号楼是苏联专家设计的单元楼。两座L形的四层大楼相向而立,中间是一个很大的矩形花园,里面红红绿绿种满了花草。花园用铁丝网围着,平时我们只能隔网远观。一个仲夏之夜,老花匠说昙花要开了,于是听到消息的人在花园入口处排成了长队。等待花开的过程中,大人们谈论着成语昙花一现的由来。那时我太小,昙花什么样已经不记得了,甚至老花匠什么样我也不记得了,如今我只记得那个凉风时来的夜晚和母亲牵我的手。

我家住的一号楼,建有走入式衣橱、抽水马桶厕所和独立卫生间。不过卫生间没装卫浴设备,只有一个洗脸池。后来两家合住一套时,这个半成品卫生间自然便成为第二家的厨房。三号楼到七号楼都是筒子楼,每层一个长楼道,房间分布在两侧,几家合用一个厨房和厕所。

一个傍晚哥哥去拉窗帘,发现奶奶没了声息。他大声喊来妈妈,而幼小的我则被安顿到另一个房间。奶奶离世后,人口少了,父亲发扬风格,把我们家从一层的大房子换到了四层的小房子。哥哥比我大八岁,基本上玩不到一块儿。好在院里孩子多,各有各的朋友圈,年龄差不多的便凑在一起。那时没有电视,也没有家庭作业,放学后孩子们都在院子里撒欢儿。除了教学区大操场的单双杠,没有别的体育设施。我们玩的都是传统游戏,半大小子撞拐、弹玻璃球、吹杏核、拍烟盒、滚铁环、抽木改(陀螺)、打雪仗、摔泥补洞、砸砖打红牌……小姑娘悠大绳、跳皮筋、踢毽子、跳格子,木头人、冰糕化……一群一群的孩子在院中横冲直撞,嘈杂声此起彼伏。

大学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教职员工来自五湖四海,太原本地人反倒没几家,莎莎的母亲甚至来自苏联。到了饭点,家长呼唤孩子回家,广东的、山东的、湖南的、河南的、上海的、东北的、四川的、北京的以及山西各地的南腔北调便此起彼伏。有孩子多的,名字抑扬顿挫,由南方老师一口气喊出来像唱歌一样。许多年后,歌词中的一位成了我的妻子。这种情况造成许多孩子上课用普通话,玩耍说太原话,在家则讲父母的方言。这无疑在开掘孩子的语言天赋,不过也让有的孩子无所适从,变得沉默寡言。

到加拿大以后,每逢深秋都能看到准备南去越冬的加拿大鹅,不时飞起,呼唤落单的同伴。等到湖面落满大鹅,它们便一只接一只冲天而起,盘旋几圈,形成队列,声势浩大地向南飞去。这不由让我想起小时候孩子们喊叫着聚集的情形。我们就像雁群一样,越喊人越多。一号楼的孩子集结在一起,齐声呐喊:“二楼的过来,过来的开仗!”多么简单直接的宣战!

开仗不同于打架,就是一种带点危险的男孩子游戏。精力积蓄到顶点,便要发泄一次。二号楼的孩子自然也不甘示弱,多半立即应战。反正都是远战,彼此扔扔土坷垃,不许扔石头和砖块。一号楼和二号楼中间的花园,沾了封资修的边儿,早已被拆除。剩下一大片空地和中间一棵硕大的核桃树。松软的土地很快被我们的奔跑踩实,找土坷垃很容易。不过土坷垃也能打破头,打到有人流血便会休战,然后就是下一轮的复仇之战。其实开仗很少流血,多半是虚张声势,我头顶的疤痕并非来自开仗,而是缘于一场小规模的意外。那时父亲已被关进牛棚,母亲被拉去参加学习班。我捂着脑袋去设在学生一楼的医务室包扎,母亲闻讯后才匆匆赶到。当时没有缝针算轻伤,伤口愈合后像是第二个发旋儿。削瘦的朱大夫外科技术娴熟与我们经常负伤也不无关系。后来八号楼盖了起来,有人养了一条杂种狼狗,名叫“灰干”,每逢开仗,狼狗总是冲在前面,所以八号楼后来居上,所向无敌。

三号楼和四号楼连在一起形成直角,露天电影就在这个直角中放映,摄影机的光束由三号楼一层的窗孔中穿出,打在一个大银幕上。人们早早到场占位,大人们坐在马扎上,手摇芭蕉扇,磕着瓜子抽着烟聊天,小孩子们有的满场乱跑。有的玩打手背游戏,有的玩降落伞翻绳游戏。放映时总要搞个加演,不是纪录片就是科普片。我们往往没耐心等那么久,经常都晚到,站着看主片。有时人多,站的位置也没有,我们就去银幕背面看反片儿。反正就那么几部片子,翻来覆去地看,台词大家都能背下来了。一部电影往往是邻近几个单位协调放映,一卷胶片放完,赶紧送往下一家,这叫跑片。如果下一卷没有及时送到,就会出现白幕。有时电影放着放着,胶片就断了,大家便喊:“又烧片子了!”这叫断片,也会出现白幕。放映前师傅调整放映机,会出现更长时间的白幕。这时孩子们便兴奋地跳起来,各种手影争相出现在短暂的空白银幕上,最多的是兔子和狼、鸽子和老鹰,看上去都很宿命。

每逢冬末,就有人骑自行车来家属院卖小鸡。卖鸡人在自行车后架上装一个三尺见方的扁筐,上面盖着厚厚的棉被。掀开棉被,一筐毛茸茸的小黄鸡和小花鸡埋头挤在一起,叽叽叽叽叫着,煞是喜人。每家都忍不住买几只养着玩。来年春天,家家都把半大的鸡从楼里放出来,轰到花园的土地里啄虫子和碎石。有公鸡的便凑在一起斗鸡,晚上再各自抱回家,跟如今养宠物差不多。差别在于宠物只是陪伴,而鸡蛋甚至鸡本身是食物。其实小鸡非常难养,不知为什么很快就会被养死。我家养大下蛋的两只母鸡,后来每天早晨自己从阳台上的鸡窝里钻出来,一边叫着一边对着花园空地俯冲下去,四层楼啊,它们又不是鸟,居然摔不死。到了傍晚,它们自己认门上楼回家。糟糕的是,从一楼到四楼,沿途至少要留下两滩鸡屎。一听到鸡咕咕叫着啄门,我便飞快地跑到厨房煤火炉下撮一簸箕炉灰,沿楼道检查一遍,将鸡粪一扫而光。鸡不像人,它们上楼可没有时间观念,走走停停,有时还跳在没有玻璃的窗台上贪看外面的风景。我总有来不及清扫的时候,鸡粪就会留得比较久。邻居们颇有怨言,但那时每座楼每个单元几乎都有鸡出没,大家也无可奈何。何况那时好像没人敢吵架,只能关紧家门,上下楼时多留意脚下。

多年以后,我有幸成为太原工学院的一名学生。再后来我去了很远的地方。不过走得再远,出发的原点不会变。对我来说,那就是太原工学院。我入学时,她是太原工学院,我毕业时,她是太原工业大学,现在,她叫太原理工大学。

——刊于《中国日报》2022年2月12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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