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真的细节——加中笔会25年庆发言稿

文/笑言

非常荣幸在加中笔会成立25周年云庆典上，有机会与各位分享一点写作体会。

非虚构文学创作中，真实是第一位的，在追求真相的过程中想象力是受到制约的。那么在非虚构写作中，是不是我们只能写我们看到的、听到的、读到的？那么我们听来的、读来的，就一定是某个事件、某段历史的真实吗？有些时候，作者要为尊者讳；有些时候，要顾及民族感情；有些时候，要尊重宗教信仰；有些时候，要注意政治正确，那么严肃的非虚构的文学作品，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还留给作者多大的想象空间呢？

我个人以为空间不大。有人把非虚构写作分为Critical nonfiction和Creative nonfiction，即严格非虚构与创造性非虚构。作为写作人，我们对创造性非虚构当然更感兴趣。简单说，创造性非虚构就是要将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的边界相融合。写作基于一个事实或一个人物，同时引入小说、戏剧的种种元素，比如场景设置、语言音调、角色塑造、蒙太奇切换等等。

我写渥太华华人历史的第一篇短文，题目叫做《孤独的汤姆墓》。渥太华向南56公里，有一个小镇叫坎普特维尔（Kemptville）。这个镇子边上有一大片墓地，称为坎普特维尔公墓，又叫联合墓地，里面密密麻麻竖满了墓碑。这种景象在加拿大司空见惯，但这里与众不同的是：有一座墓碑极其醒目地远离整个墓群，独自伫立在旷野上，墓群中离它最近的墓碑也有百米以上。

墓碑上简单地写着：TOM CHU, CHINA, 1873–1948。译成中文就是：朱汤姆，中国，1873-1948。出生地简单到只有“中国”两字。墓碑已从接近地面处断裂，所幸被人在两侧用两块钢板固定了起来。

这就是基本的事实。看到这样的场景，我相信很多人都会产生了解的冲动，写作的冲动。那么，怎样去表现它呢？当然首先需要搜集资料。需要明确的是，非虚构写作从来不等同于客观写作。作者带有自己的倾向与情感，读者也会带着自己的观点去参与作者的记述与想象。相对严格的非虚构写作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读者看清作者在事实与想象之间的切换。真实事件结束的时候，往往就是想象的开始。事实上，想象可以看作真实缺失的部分。想象为真实添加了活力、层次和深度。我们常常会用“假如……”或者“我想……”这样的句式开头，以界定事实与想象的分野。

一座孤坟遥对一片墓群的奇特景象，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1996年，渥太华的一份小报提到有一位华人被安葬在坎普特维尔镇公墓，但该墓远离墓群，墓碑断裂，无人照料，更无人知晓墓主的生平。当时在安省卫生部工作的周树邦先生偶然读到这则消息，心绪难平，很想了解这位前辈何以为生，曾经遭受过怎样的磨难，又获得过怎样的成功。周先生和亲友们曾多次借踏青的机会凭吊汤姆墓。近20年之后，周老先生向我提供了这条线索，希望我能解开他心中长久的疑问。

你看，仅仅这样一座特殊设定的孤坟，就引发出如此多的联想与缅怀，甚至愤怒的情绪。作为一名作者，我们的想象只会更多，探求真相的愿望也只会更强烈。

2012年春天，一位来自蒙特利尔的园林工人马丁（Martin Gregory）在坎普特维尔工作时见到了这座孤坟，感到十分震惊。他上网发了一篇短文，文中充满了对墓主的好奇。这里到底发生过什么故事？汤姆的墓葬与主墓群为什么存在着如此明显的隔离？汤姆是小镇唯一的中国人吗？加拿大和美国那么多拥有华人社区的城市，他为什么偏偏选择了这个小镇？他生前从事什么职业？他在这里有亲人吗？如果有，为什么墓碑上的出生地仅仅只写“中国”两个字？如果没有亲人，那又是谁为他下的葬呢？把他葬那么远，是对华人的歧视还是另有原因？

接触马丁的同时，我认识了拥有艺术史学位的作家伊尔琳（Earleen）。她说，从符号象征学来看，墓碑上半部圆圈内向上指的手，显然意味着“通向天国”。汤姆1948年去世，但石碑却呈现出更早的年代特征，不是1948年应有的风格。伊尔琳因此推断这是一块19世纪“剩余的”碑石，汤姆去世时，被人顺手拿来做了他的墓碑。这就是基于事实、基于细节、基于学识的合理推论，也是一种想象。

非虚构写作中，需要查阅大量的史料，走访当事人、目击者或他们的后代。这些史料固然非常珍贵，但它们往往是孤立的、互不相关的、语焉不详的。想要将这些事件连接起来，很大程度上需要作者的想象。可以说，写出来的所谓真相，其实是作者对事实梳理后想象出的一个版本。

我在加拿大政府的人口普查网上，从1825年到1916年，输入各种查询条件，均未查到汤姆的记录。于是我直接给汤姆墓所在的安大略省家谱学会利兹与格伦维尔分会（Leeds and Grenville Branch）写信询问。该会研究所的切斯特（Len Chester）先生给我回了一封长信。信中说家谱在近代包括二十世纪最后三分之二的记录特别差，这是因为许多纪录由于隐私的缘故被关闭。汤姆那个年代华人姓名的英语翻译非常糟糕，汤姆是一个用于英文场合的名字，登记在册的恐怕是他的中国姓名。切斯特先生也查了当年的人口普查以及选民名单，但都没有找到汤姆，当然很可能汤姆那时根本没有选举权。

在历史事件的写作过程中，特别是当写作对象鲜为人知、或者没有留下多少有价值的线索时，作者常常处于两难的境地。我们既不能脱离事实，胡编乱造，可也不愿意写出干巴巴的文字。作品的可读性与诚实性就出现了矛盾。

有些作家建议用模糊的手法来处理，常用的句式是：“也许他会这样”，“也许他会那样”……

但这要有个度。时间关系，我也不举例子了，好作品很多，比如李彦老师的《不远万里》（Faith Fears No Distance），比如张翎老师编剧的新电影《只有云知道》，比如早年轰动全国的徐迟写的《哥德巴赫猜想》，比如Daniel Brown写的The Boys in the Boat（《船上的男孩》），还有渥太华华裔女作家Denise Chong（郑霭玲）写的Lives of the Family – Stories of Fate and Circumstance（《家庭生活》）。

我个人感觉至少对于严格非虚构作品来讲，更像做学术研究。如果想象的成分太多，就会超越真实的边界。有些想象的情节，适合于小说，但不应该出现在历史的记述中。

与汤姆墓一路之隔，Dairy Barn快餐店的店主玛利亚时常给汤姆墓送上鲜花。我采访她时问及原因，她说只是看着一块孤零零的墓碑立在那里心里不好受。好朴素的回答，让人心暖。那么这样的细节我觉得是可以扩展的，你可以写一位本地人站在汤姆墓前的感慨，也可以把采访中不曾提到的花卉、天气等等，根据你设定的情境，加以文学的描述，用逼真的细节去补充真实的细节。生动的细节可以产生画面感，逼真的补充可以给角色添加血肉。如何运用自己和他人的经验，以及想象力弥补现实材料的不足，是写作的乐趣之一。

观察力和想象力是作家必备的要素，我觉得写作时产生的想象是自然而然的，与经验有关、与长期的写作训练有关、与审美的偏爱有关。想象与经验密不可分，不同的亲身体验和间接经验赋予我们不同的想象力。也因此，作家才能给自己的作品打上独此一家别无分号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