渥太华,想把你的名字写进我的诗里

文/笑言

诵读: 楚红秋

渥太华春有枫糖,夏有郁金香,冬有冰雪,而最美却在秋天。因为每周要在乡间公路上开车走几遭,所以有机会看到春花秋实、瓜熟蒂落,看到天际线由葱翠渐渐变作苍黄。

金灿灿的旷野上,小麦压穗,大豆随风摇铃,南瓜爬出藤蔓,玉米扬起焦褐的须穗……一群群的黑白花牛在收割后浅赭色的地垄上,慢条斯理地埋头啃着秸秆,似乎一整天都挪不了几步。与之做伴的,是散落在田间的一捆捆草卷。

来这个城市定居近二十年了,生活的节奏也像这老牛一样慢吞吞的。这里没有楼层超过两位数的摩天大厦,没有灯红酒绿的都市夜生活,没有象征现代化进程的地铁,甚至主要街道总是坑坑洼洼,布满了上一年冬天铲雪车刨出的创伤。不下雪的时候,这个城市似乎只在做一件事,那就是补洞修路。难怪有人说,这个城市只有两个季节:一个是冬季,一个是修路季。这便是加拿大的首都渥太华。

那我为什么离不开这里呢?难道是奔流不息的渥太华河留住了我?这条与城市同名的河流将安大略省与魁北克省分隔于两岸。秋来了,水位下降,河道露出大大小小的岩石。两省人民在这些岩石间跳来跳去,还有人垒起了因努伊特石堆。我走在岸边的秋意盎然中,有时会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居然有数以百计的松鼠在光影闪烁的林间相互追逐,一转眼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渥太华水系发达,不仅有渥太华河,还有丽都河与丽都运河,大大小小的桥梁把城市连接在一起。“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景象在这里寻常可见。成群的加拿大鹅漂浮在寒冷的河面上积蓄力量,等待着飞往南方的决定。

我为何不效雁南迁呢,莫非是国会山留住了我?秋阳杲杲,那些有趣的云朵,在蔚蓝色的天空中变幻飘移。飘过渥太华河,飘到魁北克,飘到历史博物馆的上空。其实我更喜欢这个博物馆原先的名字——文明博物馆。那是一座流线型的现代建筑,与之隔岸相望的,便是国会山的哥特式建筑群。渥太华以拥有特色建筑及众多博物馆而闻名,国会大厦、最高法院、国家图书档案馆、国家美术馆、军事博物馆、科技博物馆、自然博物馆、农业博物馆、航空博物馆、老城博物馆以及具有博物馆性质的造币厂和中央实验农场等等,均是渥太华的文化地标。而渥河之畔,峭壁之上,秋林映衬下的国会山,更是格外绚丽辉煌,那是这个国家的象征。

又或者,是城市风情留住了我?季节在变换,城市的韵律也在变幻。夏秋之际,郁金香节、爵士音乐节、蓝调音乐节、古典音乐节、龙舟赛、杂耍节、国庆日、啤酒节、排骨烧烤节……各种活动应接不暇。有兴致的时候,我也会去广场看卫兵换岗,游国会山,登和平塔。有机会还会坐在参议院的红椅或众议院的绿椅上旁听国会辩论。而到了秋末,这个城市逐渐安静下来,开始准备迎接漫长的冬季。铲雪公司的广告早早塞进千家万户的信箱,公司和单位着手为慈善机构募捐冬衣。

秋是一位耐心的画家,用无形的巨手先将碧树涂抹成似绿非绿、似黄非黄的颜色,然后再用时间将它们染成黄色、橙色、红色、猩红色与绛紫色,最后再用凛冽的寒风将它们逼下枝头。于是遍地都是五彩斑斓的落叶,沙沙而来,簌簌而去,又或随风起舞,翩若彩蝶,翻飞在秋的半空。

秋是一名冷漠的刀客,一刀斩开冷热。一边是绿野,一边是白雪。而这把刀,便是最美的秋色。金红是秋的基调,虽说“秋色无南北,人心自浅深”,但我总觉得渥太华的红叶分外夺目。尤其是跨河北上,来到被称作渥太华后花园的魁北克加蒂诺,那里万山红遍,那里层林尽染,那里有人间最美的枫叶。待到黄昏,落日渲染了天上的流云,天空呈现出石青、柠檬、橘黄、靛蓝、藕荷与血红的颜色。秋风瑟瑟,林涛阵阵,层层叠叠五彩缤纷的林木随风起舞,仿佛群山在燃烧。

令人窒息的美啊!或许就是这秋留住了我?置身于群山峻岭之中,远离日常羁绊,行走于厚而松软的落叶之上,在清鲜的空气中极目远眺,丹枫迎秋,天辽地阔,而我们自己也同时置身于这浩浩荡荡的秋色画卷之中。

其实,渥太华的冬季也在挽留我,那一望无际的白雪、那晶莹的树挂、那全民皆冰每逢大赛必堵车的高速公路、那热腾腾的提姆咖啡、那香喷喷的海狸尾巴大油饼……久居于此,我已习惯于春的短暂、夏的炽热与冬的漫长。秋是最迷人的,满目红叶、满目空旷、满目硬朗与满目天高云淡。球友们还在固执地跟冻硬的高尔夫球场较劲,然而我们终究抗不过自然规律,无可奈何中,秋韵已萧然。几乎每一年,我都是在球场上用手心接住冬天的第一片雪花。于是我知道,秋去了。不过我也知道,秋还会来。

秋天有两个节日,一个是中秋,一个是重阳。渥水渐凉,滟滟一池秋韵。故国已远,默默几许乡愁?其实生活在这个时代,同住地球村,已没有那么多的乡愁,犯不上长吁短叹。我对渥太华比对日新月异的故乡更加熟悉,生活也更加自如。这是一座安静而干净的城市,更是一座舒适而让人心安的城市。民风淳朴,人心善良,没有大都市的喧嚣,却有现代化的便利。在这片美丽的土地,在这个迷人的秋天,渥太华,我想把你的名字写进我的诗里。

蓝调•非卖品

1

街角的咖啡店像往常一样人来人往,方一鸣照例在窗前随便拣个空位坐下来。鱼贯而行的车辆、肤色各异的行人和脖上套着皮圈的狗透过玻璃窗从一侧进入他的视野然后从另一侧消失。马路对过,那家连锁咖啡店“星巴克” 的门口席地坐着一位衣衫褴褛的乞丐。那地盘属于他,他天天坐在那里,陪他的是被他拴着的猫,还有一只翻在地上的棒球帽,帽子里的几枚硬币中有一枚是方一鸣刚丢进去的。

下午阳光充足。这个时候的城市是忙碌的,每一座大楼都有无数计算机在不知疲倦地工作。戴着胸牌或挂着腰牌的工薪族从这些大楼走出来,有的在大楼门前吸烟,有的走进这间咖啡店,更多的走向别处。这个时候,方一鸣的学生们还在正规学校里做学生,要再过个把小时才轮到由他进行美术教育。这段时间他用来休息,为此他在这家咖啡店买了一张月票。他喜欢这个小店,客人不多,柜上电热保温座一字排开,上面蹲着一排肥胖的玻璃罐子,罐里装着不同的咖啡:哥伦比亚、爪洼、意大利、法国、爱尔兰、去咖啡因咖啡……这些都是他一罐一罐品尝过的。中号杯,加奶油或 2%的牛奶,加一袋半糖,搅拌,加盖,然后很惬意地端到窗前落座。

今天与往常不同,方一鸣这杯咖啡喝得心神不宁,他心里惦记着今晚要来的一位特殊客人。晚上的课他也上得潦草,本该讲头部骨骼的透视关系,临时改为让学生自己画石膏像。

午夜时分,航班抵达。他在机场一点没费劲就认出了她,这是一位二十来岁准确地说是二十四岁的女孩子。虽然他从来没有见过她,但他知道她叫刘飘飘,家住上海某区某弄某栋某号,爸爸叫刘沪强,上海某大学教授兼某公司老总,妈妈叫黄月琪,上海某人民医院主治医师。伯父刘沪刚,原中央美院造型学院油画系教授,他的恩师,现客居美国长岛。

他向她挥手,她也发现了他,一脸灿烂的笑容,急步跑过来,众目睽睽下和他拥抱。她的唇主动压上他的,那冰凉而柔软的三秒钟着实让他震了一下。

路上辛苦吧?

没事,飞机上我又吃又睡的,一点都不累。刘飘飘笑语盈盈。

取到行李钻进那辆老丰田,一路驶回家。两只打着包装带的大箱子很快被安置到刘飘飘的房间。

给家里打个电话吧?方一鸣把无绳电话和电话卡递给她。

她感激地接过来, 照他的指示拨号,给国内的爸爸妈妈报了平安。方一鸣又拨通了美国刘沪刚的电话,说刘老师您好,刘飘飘已经接到我家里了。您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方一鸣带着洗漱完毕焕然一新的刘飘飘楼上楼下参观了一番。最后走到主卧室卫生间,在镜子面前停下来。方一鸣看到镜中的自己,一个留着长发的男人,面色青白,眼大脸方,眉毛粗重,看上去三十多岁,不过由于那一圈络腮胡子,说五十岁也未尝不可。一副镜片很大的胶框眼镜,腿上拴着一条细细的金链,套在脖子上。这副打扮可以追溯到五年以前,五年来,他一直没有改变,每年生日,他都支起三脚架,给自己拍一张标准像,以应付各类社会活动的需求,一样的装束一样的背景,不一样的是岁月的刻痕。

并肩站着的刘飘飘已经换上一袭严实的棉布白睡袍,她与看照片得来的印象并不十分吻合。以他的经验,即使看一个人再多的照片,见到这个人还是会觉得对不上号。而见过一个人以后,随便看他任何一张照片都知道这就是那个人。所以方一鸣从不根据照片给人画肖像。

刘飘飘镜中的脸近乎完美,各部位的比例协调得如同教科书,赏心悦目。如果硬要挑点毛病的话,她的鼻梁稍稍薄了一点,颧骨稍稍凸了一点,不过显然她刚补过妆,这两处小小的缺陷已经被巧妙地淡化了。

最初方一鸣不肯结这个婚,说自己年纪太大与刘飘飘不相配,移民局会怀疑的。刘老师说这都什么年代了, 52 配 25, 72 配 27, 82 配 28 的都有,你们这点年龄差距算什么啊?婚姻自由,两情相悦,管得着吗?再说艺术家配美女,天经地义,多浪漫啊!移民官哪有不成全的道理?

你发什么呆啊?刘飘飘向镜中做个鬼脸。

他们虽然没见过面,但自打刘老师介绍以后,书信和电子邮件写了不少,后来又在MSN 上聊天,实在也不能不算熟人了。

你很美。方一鸣转向刘飘飘。你看我们像一家人吗?

这有什么像不像的,我们就是一家人。 刘飘飘马上说,我可是绝对信任你,当然我们都要遵守约定。

那是。

2

刘飘飘敲敲主卧室的门,说我要把衣服挂在你这里。没人答话,她径自走进房间打开走入式衣橱,挂好衣物,转身带上橱门,正碰到方一鸣只穿一条内裤从卫生间走出来。

对不起,我敲过门。

方一鸣说,该说对不起的是我,看来好多习惯得改一改。

我们得培养一些共同习惯。

你说的没错。

第二天,方一鸣带刘飘飘去沃尔玛连锁店买日常用品,顺便给自己买了一身睡衣。

日子过的很快,刘飘飘顺利进入渥太华大学读计算机硕士。方一鸣时常还会去那个小咖啡店独自坐一会。许多朋友得知他悄悄结婚大为不满,一定要聚一聚庆祝一下。他一律好言推辞。有时电话打到家里,刘飘飘在旁边听到了,莞尔一笑,说聚聚就聚聚,怕什么?方一鸣不答话,心说我好歹算一名人,名誉要紧。

刘飘飘其实也很谨慎,新认识的同学朋友她从不带回家。不过方一鸣的老朋友总还是有的,一天晚上他们和另一家来访的朋友正在打牌,门铃响了。

我们是移民局的。一男一女亮出证件。例行访问,请你们配合。

朋友赶紧告辞,临出门压低声音问方一鸣,干吗啊,怀疑你假结婚?方一鸣笑笑说不要乱讲,例行公事。

只有他自己知道这笑有多勉强。他跟男官员去了客厅,刘飘飘则和女官员去了楼上主卧室。

方先生,我来问你几个问题,我想你一定清楚移民局会对你们这种家庭团聚进行随机访问。移民官一边打开文件夹一边说。

是的,我清楚,你问吧。

移民官盯着方一鸣的眼睛说,我必须提醒你,这些问题涉及个人隐私,但我们授权提问。我们将根据你的回答做出判断。

好的,我尽量配合。方一鸣面无表情地说,心想你那个同事可不要为难刘飘飘。

移民官扶扶眼镜,开始发问。你们平时谁做饭?

她做,有时我也做。

今晚谁做的?

一块儿做的,因为有客人,大家一起动手。

她平时喜欢吃什么?

海鲜。

具体点。

青口、螃蟹、龙虾、海鱼……

她喜欢什么甜点?

她不喜欢,我喜欢。

你喜欢什么?

冰激凌,但我不喜欢巧克力冰激凌,我还喜欢奶酪蛋糕,这些她都不怎么喜欢,当然也不特别讨厌。

你们一周做几次爱?

……不一定,三、四次,四、五次都有。

睡觉的时候,她一般在你左边还是右边?

……右边。

你妻子这个月例假是哪几天?

不清楚。

你们是不是在避孕?

是的。

采用哪种方式呢?

保险套。

什么牌子的?

说不准,在药店看到什么买什么。

现在家里还有吗?

有啊。

在什么地方放着?

右边床头柜。

一般是你自己使用,还是她帮你?

方一鸣恨不得跳起来扇他一耳光。他提高声音说:这太过分了吧?

哦,你不回答也可以。她喜欢什么牌子的内衣?

我不关心妇女用品的品牌。

胸罩什么颜色的?

白的、紫的和黑的。

昨晚她穿哪种颜色?

……记不清了。

怎么会记不清?

你上街随便问一百个人,看看有多少人会记得?我敢说十个都不到。

昨晚你们做爱了吗?

……记不清了。

方先生,我劝你不要赌气,不正确的回答会帮助我们做出不利于你的判断。

方一鸣暗自掐着手指数了一通,二、三、六、日,然后回答:好吧,昨晚没做。

谢谢你。你太太最喜欢哪件衣服?

……一大串问题把方一鸣搞出一身冷汗。他强压怒火,领着移民官上楼把存放物品的地方一一指出,这才了事。

方一鸣和刘飘飘把两位移民官送瘟神般送出了大门。再见是绝不肯说的,只说晚安。掩上门,他俩对望一眼,眼泪忽然从刘飘飘眼里流下来,止都止不住。方一鸣轻轻拥住她,拍拍她后背。她把头伏在他的肩头,抽啜了一会才恨恨地说,那个老色情狂!方一鸣说问我的那个也是,我以后得每天检查你内衣的颜色,为了便于我的工作,你以后只穿一种颜色好不好?去你的!刘飘飘破涕为笑,为了便于我的工作,你的袜子以后只能放在同一只抽屉里。

刘飘飘放开他,说,那老太婆居然问家里有没有体温表,放在哪里。幸好上次我发烧,你照顾我,我记对了地方。

真是不容易啊!方一鸣深深叹口气,跟她上楼去了。

3

夏天到了,移民局官员再没有来检查他们。方一鸣照旧喝他的咖啡,教他的学生。一天他插了一瓶向日葵,让学生写生。刘飘飘进去拿东西,听他正在高谈阔论:

……你们是不是觉得这花很鲜艳啊?色彩饱和度如此之高,就像美丽的女高音,可是你们想过没有,你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为什么觉得这明艳的黄色特别抢眼?你们觉得可以在画布上表现出这种纯度吗?

晚上送走学生,刘飘飘说周末我们出去烧烤吧?免得移民局的来了问我们一起去哪里玩过都答不上来。

是啊,他们还会问,出去旅游住哪个旅馆?做爱时床响不响?方一鸣一听移民局这三个字气就不打一处来。

哎,老方,你别跟那两个色情狂学好不好?老方这个称呼是刘飘飘和他尝试了若干种以后最终固定下来的。

对,不说他们。我们去河对岸吧?嘎迪纽公园怎么样?

好啊!对了,你刚才问学生那几个问题,我没听着答案。我觉得画布上的向日葵应该比真实的向日葵更加鲜艳夺目。

哦?为什么?你说说看!方一鸣抬头看她一眼。

向日葵之所以鲜艳是由于它与周围灰暗的背景形成强烈对比造成的。理论上讲,你可以在画布上把背景搞得更脏、更暗,这样就能让黄色的向日葵更加突出。莲花出污泥而不染也是这个道理。污泥只能让荷花显得更高贵。

没错!你对艺术有着惊人的理解力。方一鸣大为兴奋。有件事一直想跟你说,一直没好意思,我可不可以为你画一张像?别跟我说你太丑什么的。

不上当。刘飘飘摇摇头说,我觉悟不高,我可不为艺术献身。

呵呵,你放心,我不是要画裸体。我喜欢你的表情和姿态,水一样的温柔。

唉,这些话很久没听你讲了。刘飘飘目光中闪过一丝暗影。我还真怀念我们通信的那些日子。

方一鸣没答话,那些信他们还保存着,电子邮件也都打印了出来,编号存放。这倒不是说他这个人有多么细心,那原是为刘飘飘准备移民面试的“呈堂证供” 。

那段日子真是美妙,信里的柔情蜜意甚至海誓山盟让他经常吹着口哨走进咖啡店。她的照片,她写给他的小诗,她的声音, 都在他的梦境里一再重复。

你这人最近怎么老发呆啊?刘飘飘的笑声把他从白日梦中叫醒。

哦……是吗?那么就让我们用一幅画来纪念那段好时光吧!

刘飘飘答应做一次模特是在移民官第二次光顾他们的次日,那天她温顺地坐在地板上,神态安详,目光中充满了爱。不过不知为什么,那幅画方一鸣一直没画完,后来干脆挪到墙角去了。

4

秋天来了,移民局官员没有再来夜访,估计不会来了,结婚一年是个界限,过了这个界限就算离婚也合理合法了。

方一鸣不怎么去咖啡店了,改去酒吧,家里也开始出现一箱一箱的啤酒。他对学生的脾气也变得焦躁起来。

你看看,让你注意线条,你还是一律菱形交叉,这老人脸上跟蒙了一张鱼网似的。告诉过你不要滥用技巧,手指擦擦明暗交界处不是不可以,但不能满纸都擦啊!瞧你画的这个人,病得多重,整个脸浮肿得不成样子。

笔触要清晰!不要拖泥带水。

调子太冷了,用点暖色让你的焦点跳出来!

……

刘飘飘推门进入画室是在一个午后,大片的阳光泻在地板上,晃得她睁不开眼睛。方一鸣在画架前站立着,手里不是执着画笔而是攥着一瓶啤酒发呆。一个光着上身有一个圆圆小肚子的神气活现的放牛娃和一条巨大的公牛挤满了画面,背景是一片月色下的荒原,所有的人和物都被荒凉的藏蓝色所笼罩。

好震撼噢!这么蓝的色调。刘飘飘惊呼,她自打上次做完模特就没再进来过。

我在搞一个系列。

刘飘飘环顾四周,沿墙摆着好几幅画,有雪地里孤伶伶的小屋,有原住民的图腾,有套在雪撬上的狗,有顶着水罐的女人……刘飘飘一时找不出它们之间的联系,怎么就会是一个系列呢?

方一鸣给她拖过一把椅子。你来肯定是有什么话要说吧?要是不忙的话,让我先讲一讲我这个系列?我们很久没有在一起说话了。你对艺术有着相当敏锐的感觉,学计算机真是可惜了!你刚才说的一点不错,蓝色调。毕加索当年在巴黎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原因是他最好的朋友卡萨噶马斯因为失恋自杀了。毕加索一次又一次用同样的构图、同样的蓝色作画,作品充满深深的忧伤,这就是所谓的毕加索“蓝时代” 。刘飘飘插话说,这样啊,我只记得毕加索一生与女人纠缠不清,他的忧伤来自失恋。方一鸣说总之是用来宣泄某一种情绪的。刘飘飘说布鲁斯音乐也是忧伤的,每次听到都觉得旋律是灰蓝色的。

面对作品,方一鸣有点忘形。他说,当然,蓝色还代表着诚实和浪漫,只不过蓝的成分更纯一点。我记得你的生日石就是蓝宝石,对吧?我的一个客户, 自己有条船,是一艘游艇,国会山前面运河里常见的那种。每年夏天他都自己制定航线,在北美五大湖游弋,范大夫当年携西子泛舟五湖也不过如此啊。夜晚锚在岸边,白鹭野鸭子就睡在船外的水面,周围静得只有螃蟹横过沙滩的脚步声。月色如水,水如幽蓝的夜,真是很有情调

啊……

刘飘飘这才意识到画室里所有的作品都是蓝幽幽的,无怪乎在金色阳光照射下,给视觉造成那么强烈的冲击。她发自内心地说,老方,你是真正的艺术家。顿了一下又说,我的事,不,是我们的事还是另找个时间再说吧,你今天兴致这么高。

不必了,这一天终归要来的。你来了已经一年了,这个周末庆祝一下吧?方一鸣说话的时候并没有看她。

也好,我请客,算我感谢你。刘飘飘站起身来说。我把离婚申请放你床头柜上了,麻烦抽时间看一下。

我会尽快的。不耽误你。

老方……谢谢你!

以后过上幸福日子,还记得有这么个老方就好吧。哎,别,别碰我,刘飘飘,你看我这一身的颜料!

我不管,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人!刘飘飘从身后紧紧搂住他。

5

刘飘飘搬走了,带着那两只大大的衣箱。

方一鸣给美国打了个电话,说刘老师您好,刘飘飘跟我正式离婚,自己搬出去住了。不过您放心,她需要的话,我还会关心和帮助她的。但事实上刘飘飘再没有找过他,就像从来没有认识过,直到枫叶又红。

方一鸣意外接到刘飘飘的电话,立刻说随便哪一天过来就是了,还约什么约,我等你。

刘飘飘见到方一鸣鬓边的白发失声说老方你一下子老了。方一鸣笑笑说人总是要老的,但老的原因有不同。一段时间过多消耗了青春,就老得快些。刘飘飘默然无语。半天,才笑笑说,其实你也没怎么老,还是神气的络腮胡子,还是潇洒的齐肩长发,还是那副带金链子的土财主眼镜。

你才土财主呢!跟我这一年,审美观一点都没长进。

长进了,同学们都夸我衣服搭配得好。

这就满足了?要求自己太不严格了吧?方一鸣一副大失所望的样子。

你别老打击我。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我毕业了。

恭喜恭喜!一起出去吃饭?

谢谢!这几天很多事要做,脑子里乱糟糟的,吃饭就免了吧。这么说说话就挺好。

随你。毕业了有什么打算啊?

我伯伯在旧金山给我介绍了一家公司,我准备下周过去。

好事啊。再祝贺一次!你看这里毕业的、复读的,找个工作多难啊。刘老师总是那么神通广大。

我运气比较好,总是遇好人。

是啊。看得出来。

于是我欠的人情债也多。就像伯伯把我送到你这里,你对我的好,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是个真正的好男人,可惜我早已选好了自己的路,不能由着性子乱来,老方你别怪我。

哦,想不到你现在跑来跟我说这些这么有见识的话。方一鸣显然有些尴尬。

好了,不说这些了。你给我画的那幅画画完了吗?我知道我不该跟你要,可我实在很想留个纪念。

不巧啊,我那个蓝色系列参加海外华人画展去了,目前在世界各地巡回展出,我都不知道它到底在哪里。

那么就这样吧,我这就告辞了。到旧金山一定要来找我哦!我带你玩遍全城,就像当初你带我玩遍渥太华。

好啊,一言为定,不许反悔!

方一鸣又走进了咖啡店。他的手迟钝地撕扯着一只羊角包,间或吮一口奶油泡沫下面甜腻的咖啡。咖啡可以通过加糖加奶油变得不再苦涩,生活里的糖呢?奶油呢?

6

满城的郁金香开了。

方一鸣眼皮跳了两天,心里惴惴不安好像要有什么事发生。

早上一个长途电话带给他一个好消息,海外华人画展组委会通知他前往旧金山出席颁奖仪式,巡回展终于结束了,他的作品获大奖。

刚接到电话只顾高兴,竟没有意识到要去的竟是旧金山,正是刘飘飘所在的城市。等他反应过来,第一时间就拨通了她的电话。

是老方啊?真稀罕,什么?你要来旧金山?好啊!你说什么?把那幅画送给我?获奖的? ……太贵重了吧。再说吧。也许不是很方便,这样吧,你来了以后再打电话联系?

他的满腔热情一下子泄掉了,失落的心情延续到下午的咖啡时间。咖啡快见底的时候外面下起了小雨。玻璃窗外的行人不知从什么地方像变魔术一样纷纷扯出了形形色色的雨伞--电视台专门设一个天气频道当真方便了这些喜欢规划自己的人。他留心地朝对街望了一眼,一个乞丐已经靠墙站起来,宽大的黄色雨披在萧瑟的大街上显得格外醒目。不知道这个乞丐是不是以前带猫的那位,总之猫是没有了。一阵笃笃的皮鞋声穿透窗户敲击他的耳鼓,由远及近,由近及远,一双撑伞的黑丝袜从他眼前极有韵律地走过,舒缓得像一个梦。

方一鸣的思绪就像打在玻璃上的雨滴一样一滴打入另一滴,流散开来,混在一起。

那段梦一样的日子仿佛又回到眼前。移民官第一次来夜访的那个晚上,他和刘飘飘心有余悸,两人将移民官的问题分别回忆了一遍,发现好几个问题两人回答都不相同,顿时紧张起来。他们一致同意将床头柜里的安全套定期更换,并每天相互报告内衣的款式颜色,轮流洗衣服以便进一步熟悉彼此的衣物。最后还是觉得不保险,于是做出了他们最重要的一项决定,躺在一张床上睡觉。

刘飘飘看着神情复杂的方一鸣说,别那么紧张好不好?不就是确定一下睡觉的地方吗?

方一鸣瞅瞅她说,是啊,睡着了就什么都不会发生了。

你打算发生什么啊?

睡吧睡吧。

哼,你敢欺负我我就告诉我伯伯。哎哎哎,你那么大块头跟熊一样别挤我。

告去吧。方一鸣笑了,你伯伯恨不得你给我生小熊仔呢。

啊?想不到看你挺老实的原来这么坏啊!

差不多每天早晨方一鸣都要出去散散步,慢条斯理走二十八分钟转一个大圈子。街头是和煦的、凛冽的、空旷无人的、鸽子落下的、一眼望去一路红灯的、堆满黑色垃圾袋和蓝色回收箱的。套着亮黄色反光背心举着停牌的工人在马路上手臂划着圆圈指挥过往的车辆,穿黑色制服的市政警察用电子抄表器罚款,戴着棒球帽推着小车的年轻人打开街头停车表哗啷哗啷收钱。

沐浴在晨曦中的方一鸣感到恐惧,他慌乱地发现另一个灵魂已经潜入他的内心深处。进入如此轻易,令他惶惶不安。而每当他不安,就会跑到地下室吹一段萨克斯曲《回家》。以致刘飘飘一看到街头吹奏萨克斯的艺人,腿就发软。

方一鸣守着一杯咖啡坐在临街的窗口发呆,眼前晃来晃去的人影好像就是他自己走了一个世纪又回到原处徘徊。刘飘飘没有预期中的热情洋溢,没有爽快地提起她曾经的承诺,自有她的难处吧。他这么想着起身回家,脚步踢踏踢踏十分沉重。

7

方一鸣突然打电话说要来见她,刘飘飘当时几乎无法做出反应,只能凭着直觉暗示方一鸣她现在不方便。

我还以为那是一个永远的约会,不见不散。方一鸣的声音有点苦涩。

永远?哪里有什么永远……不过,离你出发还有时间,也许我会打电话给你……

下班时间到了,她坐着没动,她在梳理自己的心情。她走出公司,没有回家,绕道去了海边。还未走近,熟悉的涛声就把她的心揪紧,她曾在这里把手机对着大海,让电话另一端的方一鸣听这涛声。

初到旧金山孤伶伶的一个人,神差鬼使给方一鸣打过不少电话,或许是因为临走告别又让她回想起太多的细节,毕竟共同生活过一年,那种亲人的感觉如影随形。或许是距离产生了更多的安全感,她宁愿把心事说给遥远的天边。

她电话里的声音让方一鸣联想到正在哇哇大哭的婴儿--不论是朝气蓬勃的状态还是用力的程度。他明白找伯父不过是刘飘飘的借口,绕这么大一个圈子实现她的美国梦,真让他感慨万千。这需要多么坚强的毅力啊。年轻就是本钱。

太平洋的海水还像往常一样不知疲倦地涌上海岸,再慢慢退下,周而复始,不厌其烦。五月了,水温依然冷得只有海狮才能游泳,人们穿上防水夹克,在平坦的沙滩上沿着漫无尽头的水线散步。刘飘飘走了一阵,回头看看,那块没有海狮的海狮石已经在视野中变得很小。若干年前,长年栖息在那里的海狮发现 39 号码头人们扔喂的食物更丰盛,甲板更平坦,它们便举族迁徙,把这块礁石无情地留给了海浪。刘飘飘忽然觉得很疲倦,也冷。她仿佛听到粗犷的意大利渔歌在空中回旋,难道那是渔人在雾中联络,互通消息?她紧紧衣服往回走,来到岸边的餐馆,要了一杯热巧克力。她隔着玻璃看出去,揣摩海狮当年为什么会放弃这块代代相守的礁石,仅仅是因为食物吗?答案永远不会有人知晓,就像走在这细软沙滩上的人,谁也不知道别人怀着什么样的心思。

旧金山像伦敦一样阴雨霏霏,双峰山的迷雾终年不散,渔人码头见证的爱情想必也都是湿漉漉的。

刘飘飘离开海边的时候,风吹起了她的头发。

8

方一鸣直到登上飞机心里还没数。刘飘飘最后关头含糊其辞的悬念一直没有解开,他的手机始终开着,她却一次也没有打来。买旅行用品的时候,他弯到珠宝店买了一条蓝宝石项链,那是她的生日石。

机上嘈杂得很,他把手机开到振动,贴身带着。直到机长在广播里要求乘客关闭所有电子设备,他才无可奈何地关上。

下塌旅馆已是夜晚,旅馆建在一座很高的坡顶上。他把窗户推上去,眼前灯火辉煌,一派繁荣景象。这里完全没有渥太华的干热,潮润的凉风甚至让他连打了两个喷嚏。

他手头只有刘飘飘办公室的电话,晚上无法与她取得联系。第二天上午活动安排满当当的,直到中午吃饭时间才有点空,他立刻拨通了她的电话。刚从无尘室出来坐下喝水的刘飘飘看看来电显示, 一个陌生的号码。

她有一种预感,犹豫一下拿起电话,果然是方一鸣。

我来了。住在范尔芒特旅馆。

OK。

我的活动都集中在上午,现在到晚上基本没事,每天如此。

OK。

刘飘飘……你……只说 OK 吗?

那你要我说什么?我还能说什么?说完她咯咯笑了两声。这笑不自然、不合时宜。可是不笑更不合时宜。

他迟疑一下,说,我的手机漫游,你还可以打。OK。

放下电话,刘飘飘咬住嘴唇,摘下眼镜擦了擦。她有点痛恨方一鸣。本来,他们至少可以保留一个永不赴约的浪漫期许。

方一鸣怔怔地坐在旅馆里,打电话以前的忐忑不安已经全部转换成失望。上一次通电话,他过于兴奋,一心只想到了旧金山再说,对刘飘飘电话里的冷淡阿 Q 了一下。他实在很想再见她一面,太想了,所以忽略了明明白白的事实。这一刻,他才知道他们已经不可能成为普通朋友了。

从窗口望出去,白天的景象又与夜晚不同,山下的街区像画卷一样铺展开来。地势起伏不平,建筑新旧参差。临街二层楼的房子,到后院就变了三层。坡陡山高,看起来步行需要极好的体力。不过方一鸣现在全无外出的兴致,他去卫生间随手抓了一块浴巾,到楼下一头扎进了旅馆的露天游泳池。

泡在水里,思绪仍然如脱缰的野马般横冲直撞。他差不多了解刘飘飘的一切信息,而他又一点都不了解刘飘飘。他觉得他们有过一点默契,但那仅仅是觉得。或许她需要找一个更有份量的人结成生活的同盟。他们都明白这个人不是他,他们的感情如同一条注定要沉没的船,威风凛凛地启航,鸣着响彻云霄的汽笛,劲力十足直奔前方。可惜航程太远,中途触礁。船上的人眼睁睁看着这庞然大物一寸一寸地沉没,滑向又深又黑的海沟。

从电话里刘飘飘的态度判断,她显然找到了合适的人。他该为她高兴才是,有什么好抱怨的?旁边的游客却抱怨了,先生您能轻点吗?他双手扒着池沿,喘着气,四下看看,这才发现池中已经装了不少人,而自己用水花四溅的自由式抑或狗刨式已不知游了几个来回。他连说抱歉,上岸回房间去了。

傍晚时分,方一鸣独自占据了餐厅落地玻璃前的一张餐桌,窗外是泡了一下午的游泳池。池水还是清亮的池水,游泳的人却换了新面孔。夕阳逐渐向地平线下坠,院子里修剪成冰棍状的树木因而拖了长长的影子。池水泛起亮金色的粼粼波光,让人不能不想起那部名为《金色池塘》的老片子。想必人老去的时候记忆也会涂上金色,将往日的一切美化。

餐桌上的蜡烛在内外两层玻璃罩中安详地亮着。天色渐渐暗下来,烛光映在不锈钢餐具上,熠着温暖的桔色微芒。造型古朴的鼓形外罩,开口滚着花边,颈上系着干草辫子,亲切得如同戴着花头巾的欧洲农家姑娘。

弹奏乡村音乐的是一位身材相当宽大的中年男人,或许是意大利裔,或许是西班牙裔,管他呢。有的曲子他边弹边唱,浑厚的男低音从笨重的三角钢琴后面沉甸甸地流出,汩汩流进方一鸣的心中。

侍者躬身轻问,先生准备点菜吗?

海鲜。

海鲜是刘飘飘喜欢的,他还记得移民官第一次夜访问他刘飘飘喜欢吃什么,他回答了海鲜。现在她就生活在这座以牡蛎闻名于世的城市,她把自己安排得真好啊。

方一鸣抖开厚厚的棉布餐巾,要了一杯加州白葡萄酒,慢吞吞地喝着。餐后,他没有忘记叫一杯浓香馥郁的咖啡。他的目光习惯性地望向窗外,窗外已经暗下来。时光在他微醺的脑海里任意地倒流、组合、穿梭,一种叫爱情的东西呜咽着寻找自己的归宿。

接下来,方一鸣的日程挤满了观光景点。他搭上隆隆有声的有轨电车,惊讶地发现乘客像国内一样拥挤。他和年轻人一道挂在地缆车的车体之外,招摇过市,向过往的游人挥手呼喊。他讨价还价坐进人力三轮车,穿着紧身运动服的小伙子用力蹬踏超越蜗行的汽车车流……可是,他急什么呢?在这样一个城市,仿佛每个人都是闲散的,消遣的,来花钱的,不紧不慢的,无所事事的,拍照与被拍照的。这个城市的主人似乎集体消失了,问路变成一件十分滑稽的事,被问到的人张口就笑:对不起,我也不是本地人。仿佛这城市本来就是为游人建造的,过往的游人反客为主,主宰了街道和商场。

他来到著名的金门大桥,两座巨大的二百多米高的桥柱被浓雾锁掉一座,飘渺得像走入了海市蜃楼。他的感觉也极虚无,双脚着地的时候,软绵绵的发不出力。一切都不真实,他在这个城市吗?她在这个城市吗?他游览另一座更长的海湾大桥,游览旧金山最大的公园。这公园听起来也像故事,一草一木都是人工种植,人们可以制造太多的真相和假象。他认真地按着旅游图的指引,不放过任何一个稍有名堂的景致,他将刘飘飘给他讲述的每一个典故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地点。间或他还会拉一位游客为自己摄影留念,他也碰到好几对情侣请他代为合影,他依稀看到取景框里亲热的笑脸正是自己和刘飘飘,尽管那影像被数字化像素拼凑得并不真切。漫步在同性恋社区,起先他有点僵硬和紧缩,但他没有见到什么怪物。满街高悬的示威性的同性恋彩虹标志旗,不但没有吓到他,反而让他发出了会心的微笑。在那条被公认为世界上最长的唐人街上,他转了整整两个小时。他看到一双纤细的肤色近乎透明的南方女子的手,灵巧地从货架上摘取食物。他记起也是这样一双修长的手,曾经在温馨的摆着鬼脸花的厨房小窗下,用不锈钢水槽的喷嘴为他冲刷着菜蔬和浆果。这么走着看着想着,心情相当恍惚,以致于险些中了皮条客的诡计。

真正的打击发生在他乘船巡游海湾的时候,他约刘飘飘出航的那个计划清晰地浮现在眼前,那些深夜的、凌晨的、日复一日的、甚至在这一刻还会感到温暖的记忆一下子跑出来在他耳边呢喃。

9

刘飘飘这几天心神不宁,思绪动不动就跑回过去。那头长发,那圈胡子,仍然是那样鲜活。她记得他对她无微不至的照顾,也记得自己对他的依恋,更记得方一鸣说羊毛出在羊身上坚持为她付了全部两年学费。

她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个夏天移民官的第二次造访。还是那一男一女,还是让她和方一鸣分开回答问题。肯定是第一次没答好,居然如此倒霉。

你们平时谁做饭?

我做,有时他也做。

昨晚谁做的?

他做的。

他平时给谁打电话最多?

他不打电话。

哦?你确定?

确定。刘飘飘当然确定,她甚至愿意说同情。除了那个咖啡店,方一鸣与外界几乎是隔绝的。

那么你呢?给谁打?

我妈妈。

你妈妈在哪里?

中国。上海。

你上次例假是哪几天?

上周。刘飘飘有点担心,不知道他是不是注意到了。

你们一周做几次爱?

大概三、四次吧。刘飘飘心里在想,这问话简直就是挑逗,也是折磨。自己到底多长时间没做爱了?一定是很久了,因为她记不起来了。说出这个三、四次,她不由自主添了一下嘴唇。

谁主动?

当然是他了。刘飘有点恍惚,他主动过吗?要是我主动呢?可爱的移民官啊,你不如再问详细点吧。

睡觉的时候,他打鼾吗?

哦……打。不过不很响。

你们还在避孕?

是的。

采用哪种方式呢?

安全套。刘飘飘生气了,还问!那些该死的套子被无缘无故扔掉很多了。

什么牌子的?                          

说不准,在药店看到什么买什么。

现在家里还有吗?

有啊。

在什么地方放着?

右边床头柜。

他的内裤是什么颜色的?

黑色的,或带暗条的。

是紧身的还是宽松的?

……宽松的。

做爱以后,谁先睡着?

……不清楚,大家差不多吧。

他给你买过胸罩吗?

没有。刘飘飘有点恼怒。

昨晚你们做爱了吗?

刘飘飘暗数,昨天是周二。二、三、六、日。然后抬头说,是的,做了。说完之后电视节目《欲望城市》的广告词“周二周三更性感” 忽然浮现在脑海中。她觉得自己的脸颊发烫了,接着是身上。

移民官走后,他们躺在床上对答案。对着对着,就觉得不对劲了。刘飘说话的声音有点粘,她说老方你的胳膊过线了。方一鸣说哦是吗对不起。但他发现自己的手被刘飘飘抓住了。

……

电话铃骤然响起,刘飘飘回过神来,看了看来电显示,不是方一鸣,是同事。这才拿起来。放下电话,她的目光再次慢慢散落在远处。她完全没有心事工作了,不可抑制地想着方一鸣。跟方一鸣的感情不如说是感觉,她问自己,这算得上爱吗?她想起了做饭和洗碗时的耍赖,想起了一同看爱情故事碟弥漫在他们中间的沉默,想起了晚归时窗口的灯光和那辆老丰田。她也想起了关于北极熊的调侃,他的反击总是问她到底准备生下几只不怕冷的小熊仔。

……这些事,最怕回想。一回想,一点一滴一字一句都在脑海里清晰起来,如泰勒级数一样美丽地展开,长长的、远远的、没有尽头……

这个周末的安排是去金银岛玩一天。男友时间宝贵,从来都是按分钟安排的,她不能打乱他的节奏。她眼下要考虑的实在太多了,以前那种很纯粹很本能不参杂任何功利的思维方式早已随着学生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刘飘飘觉得胸口很闷,请假出了办公楼,再次驱车前往渔人码头。与东部的纽约遥相呼应,旧金山是美国西部房地产最火的城市。这里一所院落的标准尺寸是 25 英尺宽, 100英尺长。 25 英尺实在太狭窄了,人们只好直接建造 25 英尺宽的房子,与两边的邻居连成一片。这种房子在别的城市叫连栋房,在旧金山就算正而八经的独立房了,起价 50 万美元。要住得稍微宽敞一点,需要两口子都有好收入,比如律师嫁给医生,总裁娶了明星。刘飘飘不是律师,也不是医生,更不是明星,所以必要找一个律师或医生才有好生活。尽管她以前固执得近乎无理,立志不嫁医生,生怕自己将来死得不明不白,但生活就是生活,她要出去与之度假的,正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医生。

10

刘飘飘来到最热闹的 39 号码头和 43 号码头之间,挤在人堆里东张西望。她不知道方一鸣是不是就在这人群里。她既想遇到他,又怕遇到他。

这是方一鸣在旧金山的最后一天,事情格外地多。他获奖的正是以刘飘飘为原型的那幅画。一位清纯的女孩子坐在月色下的沙滩上,似笑非笑,一只螃蟹爬过身边,不远处是一条船的船尾。画面上没有月亮,只有水波上的月影,那是他用刮刀一刀刀刮出来的,质感厚重。当场有人出到五千美元,他还是摇头,说这件是非卖品。

有些东西是不能出卖的。但现在他怀疑这说法。刘老师的五万美元买走了他一年的婚姻。假如对方不是对他恩重如山的刘老师,不是刘老师几次三番的电话,他绝不可能答应这种事的。刘老师说,飘飘铁了心要出国,你得帮帮她。你帮她就是帮我。再说你也可以试试与她发展啊,飘飘绝对配得上你。这钱算我送给你们的贺礼还不成吗?你别把话说的那么难听,什么假结婚,犯法。感情这东西,真的假的恐怕只有你们自己知道。一丝苦笑爬上方一鸣的嘴角,刘老师还是说错了,真的假的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拿起电话拨过去。刘老师您好,我是方一鸣。是的,获奖了。多谢您的关照!没有,飘飘不肯见我。没关系,我也再帮不了她什么了。

你真是个重情重义的孩子!刘老师很有些冲动地挂上了电话。

下午属于自己。明天就要飞离旧金山,在飞机上过周末了。他来到渔人码头,在这里与这个城市作最后的告别。几天来,每当手机响起,他就急切地把它捂在耳朵上,但没有一次是刘飘飘。他跟她,从前天各一方,现在咫尺天涯。也许她就在他刚刚走过的某幢大楼办公,也许她就是唐人街一闪而过的某个动人身影。旧金山是个不大的城市,方圆不过数英里,这种擦肩而过并非没有一点可能。可以肯定的是,他走过了她也常走的地方。他忽然好笑地觉得自己像一条四处撒尿的狗,力所不能及地企图圈定不属于自己的势力范围。

刘飘飘踏上有轨电车,花一元钱买了一张车票,确切地说是转车票,她可以拿着这张票在两小时内随便乘车。她确实这么做了,随机地上下车,毫无目的地在城里漫游。然后她又换乘更传统的地缆车,从山下坐到山上,再从山上坐到山下。她像游客一样在自己熟悉的城市划着不规则的移动轨迹。

她几次要拨方一鸣的手机,但最后那个键怎么都按不下去。

天渐渐暗下来,方一鸣坐在码头面海的长椅上望着海水发呆。海鸟咕哇咕哇地叫着,也许那不是海鸟,是吃饱的海狮在叫。空荡荡的码头上路灯一盏接一盏亮起来,白天与黑夜开始交班,阴沉沉的海天一色,没有晚霞余晖,灰蒙蒙的天光渐渐黑下去,萧杀得令人发冷。身后隔了大楼的商街上,却是华灯齐放,人声鼎沸,店铺一家紧接着一家,向游人兜售旧金山的纪念品。一放一收就亮灯的悠悠球、魔术师口中吐出的火焰、街灯下画了一半的人像素描,都在证明人工的热闹可以不受天气和昼夜的左右。但这一切离他很远,好像不是隔着一座大楼,而是隔着万水千山,隔着数不清的朝代。海风阵阵,衣衫飘飘,记忆像迷路的孩子,四下里乱撞。他恍然站起来,像被什么引领着,走向码头一字排开的海鲜店。他挑了一家店面大的,也许刘飘飘在电话里提过,也许没有。侍者麻利得有些仓促地领他入坐。门外,不耐烦排队的人们倚在临街的柜台边上站着吃。刘飘飘举着一小盒螃蟹,在他们当中挥舞着一支小叉子。方一鸣吃完走出店门,刘飘飘早已不见踪影。他信步走进蜡像馆,刘飘飘则捧着纸袋从隔壁的巧克力专卖店走出来,两人在同一盏街灯下相向走过,间隔不到十分钟。

走出蜡像馆,方一鸣被一个穿着挺体面的人一把拉住,问他有没有多余的零钱。那人说他饿,要钱买面包。方一鸣不由想起渥太华街头咖啡店外面那个穿黄雨衣的乞丐,他在裤兜里摸索到一把零钱,多少无所谓,反正明天就离开了,这些美元像记忆一样没用了,就让它们留在美国吧。他的手背无意中被一个纸盒角硌疼,他把那纸盒掏出来,犹豫了一下也塞给那人,似笑非笑,转身离去。那人打开纸盒,惊愕地看着手上熠熠生辉的蓝宝石,先是摇摇头,继而瞪大眼睛,冲着他的背影大喊:兄弟,祝你好运!

那声音毫无遮拦,远远地荡开去。

转过街角,方一鸣决定再去乘一次地缆车。他喜欢这种慢悠悠的交通工具,慢得闭上眼睛就可以回到从前。缆车晃荡着爬上高高山坡的时候,一首著名的旧金山歌曲在他心中响起:

I left my heart in San Francisco

我的心留在旧金山

High on a hill, it calls to me

高高的山丘,它把我召唤

To be where little cable cars climb halfway to the stars

前往那小小的地缆车向星星攀爬的半路

The morning fog may chill the air, I don’t care

晨雾将凛冽空气,我却不管不顾

流光溢彩的街道上车水马龙,一辆蓝色双门轿车很守秩序地行进着,刘飘飘安静地坐

在方向盘后面。红灯,她停下来,扭头看看身旁空座上躺着的手机,轻轻说:

我,来过了。你,不需要知道。

——连载于《中国日报》2019年1月10日至19日

渥太华中餐馆起源

文/笑言

1904年9月15日,华人谭华钿向市警察局提出申请,罗斯警官(Sergt. Ross)签发了渥太华第一家华人餐馆的营业执照。店名“中国午餐(Chinese Lunch)”,位于奥康纳街(O’Connor St)68号。谭华钿是华人社区知名人士,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此前曾几次到警局担任翻译。

餐馆开业不久就遇到麻烦。10月23日傍晚,三名妇女正在餐桌上点餐,三个男人走了进来。其中一个男人对一名妇女讲粗话,这名妇女马上向业主谭华钿投诉。服务员试图将该男子请出餐馆,却反遭殴打,前额被打破。谭华钿带领三名服务员自卫反击,将三名男子一直追到女王街街角,但行凶男子在警察到来之前逃脱。开业以来,谭华钿一直被一些吃饭不付账并使用欺凌语言的顾客所困扰。当时市中心这个地段的治安状况比较差,事发前一天在餐馆外面刚发生过另一起斗殴事件,人行道上还残留着一些未清除的血迹。

中国国内局势也对渥太华华人产生着影响,立宪派与保皇派一直水火不相容。渥太华多数华人拥护立宪派,当大洋彼岸传来革命的消息时,渥太华的革命派支持者开始了剪辫子行动。1912年1月15日,在一家中国餐馆吃午饭的顾客忽然听到后厨传来激烈的吵闹声,争吵的两名华人很快被人分开,因此这件事当时并未引起人们过多的关注,但到了晚上,事态有了新发展。中午的争执源于一名满清政府的支持者拒绝剪掉自己的辫子,而到了晚上,一大群的“革命者”抓住那名满清支持者,并强行剪掉了他的辫子。这场暴力借助一把硕大的菜刀达到了目的,而这时满清政府还在君主立宪制的框架中统治着中国。

华人开设的小吃店起初只做西餐,小吃店多以“咖啡厅(Café)”为店名,服务对象主要是本地加拿大人。1931年,这样的餐馆有丽都街的波士顿咖啡(Boston Café)、戴豪斯街的首都午餐(Capital Lunch)和皇后大街的豪华餐馆(Deluxe Restaurant)。安大略餐馆(Ontario Restaurant)谭家兄弟最忙碌的一周发生在1939年5月,当时英国国王乔治六世和伊丽莎白王后访问渥太华,国会山附近人山人海,餐馆里人满为患。1943年有蒙特利尔路的博伊尔(Leopold Boyle)、斯巴克思街的卡文迪什咖啡(Cavendish Café)和班克街的阿卡迪亚烧烤(Arcadia Grill),这家由谭锦照的二哥Charles打理的阿卡迪亚烧烤是当时唯一装有空调的中餐馆。1961年有麦克阿瑟街的新味餐馆(New Taste Restaurant)、艾尔根街的新阿斯特咖啡(New Astor Café)等。

差不多两代华人都在为加拿大人烹制西餐,直到接近1940年才开始有餐馆供应粤菜。餐饮业相对于洗衣业可以吸纳更多从业人员,也就为华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时光荏苒,餐馆逐步取代洗衣店成为华人社会的主要经济支柱。

很多餐馆转手很快。一个老板经营一段时间,出于不同原因便将店面盘出,而且常常会卖给店里的员工。这种现象至今仍在渥太华中餐馆圈子中重复,一代新移民接过上一代移民的餐馆,继续为社区服务。

早期华人餐馆及店铺大多是下店上居。1940年之前,渥太华中餐馆的主要中餐为杂碎(Chop Suey)。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杂碎”竟然是北美地区中餐馆最著名的一道菜,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仍然长盛不衰。杂碎其实就是肉丝炒菜丝,食材大体上包括牛肉丝、猪肉丝或鸡肉丝,配以绿豆芽、芹菜丝、笋丝、青椒丝、洋葱丝和白菜丝等。Chop Suey这个粤语译名登堂入室,进入英文词典。维基百科全书描述“美国中餐烹饪”时指出,美国中餐馆与中国本土的烹饪风格有着很大不同。梁启超1903年游历北美,表示“杂碎”不是地道的中国菜。他在其著述的《新大陆游记》中表示,这道中国菜其实不是给中国人吃的:“然其所谓杂碎者,烹饪殊劣,中国人从无就食者。”

关于这道菜有一个传说。1896年李鸿章游历北美时吃不惯西餐,只能到当地中餐馆进餐。记者向餐馆打听李鸿章吃的是什么饭菜,餐馆老板心想今天是牛肉丝炒菜,昨天是鸡肉丝炒菜,说起来麻烦,便统一回以“杂碎”,于是原本名不见经传的杂碎便打上了李鸿章的烙印。此后,“李鸿章杂碎”名声大噪,风行全美,后来传入加拿大。这有点像加拿大的“千岛湖生菜色拉酱”,厨师情急之下的临时拼凑,无意间便创出世界名牌。

渥太华真正意义上的中餐馆大约出现于1940年前后,两家具有传奇色彩的中餐馆都在市中心的阿尔伯特街开业,一家叫“广东(Canton Inn)”,另一家叫“国泰(Cathay House)”。同期还有谭家的“顶好”与“好好”餐馆,后来又出现了卡林路上的“新乐”与西门购物中心(West Gate mall)对面的“乐其奇(Lucky Key)”等中餐馆。

1947年3月7日,赫尔市布瑞治街上的巴黎咖啡及星咖啡的业主周在彦被裁定罚款50加元,原因是餐价高于定价委员会规定的上限。面对赫尔法院的米勒(Roland Millar)法官,周在彦的律师马瑞尔(Joseph Ste. Marie)指出其代理人为华人,非常可能未能完全理解委员会的规定。他说:“法规用英文与法文印刷,并不是中文。”但法官认为业主没有借口不去理解法规。之前,1943年5月27日,周在彦也以同样理由被罚过一次,那一次的罚款金额是15加元。当然这些罚款都是针对一批餐馆,并不局限于华人中餐馆。

最早开在唐人街上的中餐馆,是1971年关煜彬开的“上海酒楼”。此后,渥太华的中餐馆渐渐多起来,有的在唐人街上,更多的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医生传教团队——十九世纪渥太华人在成都

文/笑言

我在撰写渥太华华人早期历史的过程中,曾经注意到渥太华华人联合教会的宣传士,有些是十九世纪末前往中国的加拿大传教士的后代。我很想知道那些人的下落,最好还能找到他们。但苦于年代久远,许多文献中的人物早已离开了人世,而他们的后人更是线索寥寥。

2018年4月20日,在渥太华恒爱宣道会,我终于见到了一位他们的后人,约翰·瑟维斯(John Service)博士。

作者与瑟维斯博士在其父母展板前合影

这次会面缘于渥太华三所华人教会联合举办的“加拿大人在中国图片展”。瑟维斯博士在图片展上接待观众,我参观了60多幅珍贵的历史照片,与瑟维斯博士攀谈了将近一小时。

瑟维斯博士的父母都出生在成都,他们是唯一一个由两家加拿大医生传教士家庭联姻组成的新家庭。瑟维斯博士本人于1946年也出生在成都。两年后,瑟维斯博士被父母带回加拿大。取得博士学位后,瑟维斯博士一直在渥太华从事健康心理方面的工作。多年来他与姐妹及具有相同身世的加拿大人整理收集前辈在成都的历史资料,促成了这此图片展览。

与其他西方传教士不同,加拿大前往中国成都的大多是医生和工程师。他们在成都建立了医院和大学,著名的华西医学院就是这些加拿大人帮助建立的。

资料显示,1892年至1952年,60年间近千名加拿大人放弃了自己优裕的生活,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将现代医学和教育知识传播到中国四川。第一批去成都的有Stevenson、James Hall、George Hartwell和 Omar Kilborn夫妇等人。

这些加拿大人于清朝光绪十七年(1891年)从温哥华登船,经一月之久横渡太平洋到达上海。然后从上海乘蒸汽小客轮到宜昌,再换乘木船逆水而上,许多地方需要拉纤越过险滩激浪。走完水路走陆路,人力车、滑杆和步行一一经历,历时数月,终于在1892年5月到达成都。真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启尔德1867年出生于加拿大首都渥太华西南约100公里的法兰克维尔(Frankville)小镇,相邻还有一座小镇雅典(Athens)。此雅典非彼雅典,众所周知,加拿大包括美国的先驱者经常以世界名城命名自己的城镇。历史上,这个地区远赴中国的医生不少。雅典镇有一位出生于1851年4月17日的李奥诺拉·金(Leonora King)医生。作为内科医生及传教士,她在中国行医47年,是第一位去中国工作的加拿大医生,曾经为李鸿章的夫人看病,居于京津之间。

Kilborn于金斯顿皇后大学获得医学博士,是华西医院和华西医科大学的创办者之一。在成都,他有一个享誉遐迩的中文名字:启尔德。随同启尔德去成都的第一任夫人Jennie Fowler拥有文学博士学位,本想在中国大展宏图,不幸在两个月后染上霍乱,于1892年7月10日卒于成都。两年后,启尔德与另一位医学传教士Retta Gifford(启希贤)在成都结婚。他们育有四个孩子,全部出生在成都。他们的家庭在四川延续了四代,为成都乃至中国的医疗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启尔德夫妇租用民房,在室内率先开办了名为“仁济医院”的西医诊所,开成都现代医学之先河。由于仁爱医院当时只收男患者,启希贤又于1896年建立了“仁济女医院”。医院不仅对传教士、信徒及少数市民开放,还对穷苦百姓“治病不收半文,且资助钱粮。”医院声名鹊起,很快得到了各界人士的认可。本地政府决定给诊所补助1500两黄金。启尔德用这笔资金与1907年开始建造一幢四层的医学大楼,设病床120张,配备了当时最先进的医疗设备。1913年1月30日,大楼正式对外开业行医。

展览会上,一位加拿大原子能公司的华裔科学家认出了同事的父母,因为同事总是跟他提起自己去国中国的数学教授父母。一些华西医科大学的校友也前来参观,并为华西医科大学于2000年并入四川大学而感到惋惜。历史的变迁无法阻挡,华西医科大学本就几经沧桑,其前身为私立华西协和大学,创建于1910年。1953年更名为四川医学院。1985年更名为华西医科大学,2000年更名为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但是不论校名如何更改,加拿大人建立这所大学是历史的事实,他们对成都对医学的贡献不可磨灭。

约翰·瑟维斯博士带我观看了一些图片介绍,包括传播医学、教育和工程科学的加拿大人。瑟维斯一家是一个医学世家,从他的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开始,他们家就在成都这片土地上生活和工作。约翰的父亲威廉姆和母亲诺玛都出生在成都,同在华西协和大学的子弟学校“加拿大人学校”读书,同返加拿大在多伦多大学读书。威廉姆毕业成为外科医生,诺玛毕业成为社会工作者。1929年,约翰的祖父逝于成都。13年后,约翰的父亲威廉姆来到华西医科大学继续其父的事业。1945年,威廉姆被指派为中国战时临时首都重庆仁济医院的院长(superintendent),他同时还担任国际救援会主席。

图片展中这些加拿大人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约翰·瑟维斯博士表示很想了解华西医科大学最初那些中国学生毕业后的情况。我建议他与校方联系,或许不久的将来,这个图片展的规模会扩大很多。

我辈岂是蓬蒿人

文/笑言

平庸者,碌碌无为也。汉字很奇妙,稍加改动含义就变了。比如平庸改成平凡,就由一个贬义词变为一个中性甚至带有褒义的词,听起来舒服多了。比如平庸改为中庸,就上升为孔孟之道,隐隐有了儒雅的意味。

老游年过半百,搞了三十年科研,说不清自己活得是平庸、平凡还是中庸。他打小生活在研究所的家属院里,周围的叔叔阿姨都是科学家,是他的榜样。不过曾经有一段时间,年幼的老游不明白,为什么受人尊敬的那些叔叔阿姨包括自己的父母,没有一位成为书本里的大科学家呢?老游从疑惑发展到失望,当他学到平庸这个词时,立刻就把认识的科学家们对号入座了。

那是一个讲理想讲抱负的年代,“我的理想”是每个年级的语文老师都喜欢布置的作文题。第一次见到这个题目,老游就痛下决心,立志要当一名造福全人类的科学家,童真的眼眸中显现出坚定而自信的光芒。后来的同题作文中,老游初衷不改,要做科学家的信念不断加强。尤其是他十岁那年,《人民文学》发表了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文中陈景润被比作数学珠穆朗玛峰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他也成了老游心中鲜明的偶像。而那些中途在作文中改了理想的同学,就被小伙伴们贴上叛徒的标签。毕竟都是知根知底的发小,即便升了年级重新编班,但总会有几个“老”同学在一起。

老游如愿以偿上了大学,读了博士,进了研究所,实现了当科学家的远大理想。他早已了解到大院里的几位长辈是行业中名声显赫的学界泰斗,也明白了这些当年他眼中的“平庸者”正是构成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老游的头发稀疏了,论文却多了起来,成了学科带头人。渐显沧桑的脸庞开始浮上慈祥的笑容,他指导的学生也毕业了好几届。每天下了班,他窝在沙发上喝茶看报,妻子在炉台边煮菜烧饭。夫妻间偶尔说上几句话,屋里复又安静下来,日子仿佛就定格在这飘起粥香的黄昏。平日里该上班上班,该旅游旅游,该跳舞跳舞,岁月无痕,当初那些振聋发聩的青春呐喊早已付诸笑谈中。

有时老游也思索,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如此平凡的?他不肯用平庸这个词,太难听了。可是时光流逝,命运轮回,他不得不承认自己也成了一个儿时看不上的“平庸”科学家。出了研究所的大门,他也要去菜市场,早年他还借一辆平车去拉过蜂窝煤呢。有一次去买菜,他觉得一扇肉有点异味,正犹豫间,一位大妈过来跟摊主说来二斤。摊主剁了一条,老游一把抓过来,左闻右闻。大妈不干了,说:哎!哎!哎!放下!我的肉你闻什么?

老游说:我就是闻一下有没有坏嘛。再说,你怎么能说这是你的肉呢?

大妈说:我要老板切的,当然是我的。你是看后面的太肥了吧?你早干嘛去了?

我不是和你抢,我的意思是你讲得不准确。老游说,这块肉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是猪的。

大妈回了一下神,说:你才是猪呢!看你斯斯文文的,拐着弯骂人。臭知识分子!转身对老板说,这肉被人闻臭了,又是口水又是手汗的,太腌臜了。老娘不买了!

大妈走了,老板不让老游走,说:你抓也抓了,闻也闻了。二斤一两,交钱吧。

柴米油盐酱醋茶,离英雄似乎很遥远,离大科学家也很遥远。可是,老百姓的日子就是这么过的,当初写作文胸怀各种理想的同学们也大多这样。那么这是平庸吗?老游觉得,平庸该是一种被动的不思进取吧,而平凡则是一种超脱的与世无争,就这个意义上讲,老游是拒绝平庸的。其实老游自谦了,他的学术知名度与社会知名度已经比常人高出太多。他儿子情商比他高,从来没有认为父亲是平庸的,相反,总是以他为骄傲的,这让老游心里很舒坦。儿子也争气,虽说没有选择老游的专业,而是选择了更为实用的学科,但对社会的贡献却更直接更明显。毕业后儿子去了一座遥远的城市,与他们联系不多。往往要靠当妈的主动出击,才能获取一点儿子的生活情报。老游对此并不在乎,他觉得无论哪个时代的年轻人都这样,雏鸟不恋巢是好事。连续剧里的那些孝顺孩子,他基本上都不相信是真的,尽管他这个观点总是被人批判。 儿子的动态,老游主要是从这臭小子的朋友圈上了解的。不过老游只看不发言,生怕自己被屏蔽掉。长江后浪推前浪,如今的儿子踌躇满志,一如从前的自己。看到儿子新摘录的一句座右铭“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老游的眼眶不禁有些湿润,心中泛起一些陈年的微澜。

所谓伊人

文/笑言

小烈生在谷雨时节,一个细雨濛濛的清晨。都说生在这种天气的人容易多愁善感,小烈不以为然,他说读书比下雨更容易让人伤春悲秋,而女人比读书更容易让人长吁短叹。话虽这么说,每逢春来,寒意渐去,土润苔青,微雨落入新绿之时,小烈便会生出一些感慨。

很多年之前,小烈读大学时,课上讨论私密空间的定义,同学们争论不休,于是决定做一次社会调查。小烈一组四人选择上街拍摄一段与陌生人共伞的录像。

小孙是摄影发烧友,有一台家用摄像机,拍摄的任务自然落在了他肩上。薇薇是女生,大家一致认为美女求共伞毫无参考价值。而大李一米八五,与人共伞有难度,帮人打伞倒不错,于是被派给小孙撑伞保护摄像机。众望所归,小烈成了去搭讪的不二人选。

春夏之交雨水多,很容易就等到一个下雨的周末。四人一早出发,选择了一条相对冷清的街道,小孙和大李架好机器,小烈和薇薇则躲入前面一家商店的门廊。

小烈刚找好位置,街上就过来一位阿婆。他立刻冲过去,钻进伞下要帮阿婆打伞。阿婆吓了一跳,闪到一旁瞪着小烈说,年轻人,你要干什么?雨早停了,要做坏事找个其它借口好不啦?

等到雨又下起来,小烈冲到一位中年大叔的伞下。大叔对这位不速之客看了一眼,脚步不停,只问了句你去哪里,就让半截身子还在伞外的小烈随他走了。等小烈折回来的时候,三个同伴都冲他竖起了大拇指。成功了!

一位美女婷婷袅袅撑着一把透明伞过来,小烈心想“福利”终于来了,快步跑过去往伞下蹭。美女往旁边挪了挪,上下打量一眼道,如今学生胆子都这么大了?太老套了吧?你看你已经淋透了,还要什么伞!小烈说,行行好吧,我冻得牙齿都打颤了。边说边走了大约十来米,美女坚决地甩开他走掉了。返回门洞,薇薇问,这次算成功还是失败啊?当然算成功,小烈没好气地说。薇薇笑笑说,也是,好歹也泡了个十米美女。

然后是一位颤颤巍巍的老人,小烈好心去帮他打伞。老人把伞歪到一边说,小伙子你离我远点,我有高血压,一会倒在地上怕你说不清。但是另一位老者几乎是主动把他让进伞里,还埋怨他这么大的雨也不知道带把伞。随着时间的推移,小烈越来越熟练,最成功的是共伞一位买菜的少妇,小烈一边帮着拎菜,一边跟少妇聊得津津有味,走出摄像机取景框很远都没有察觉到自己早已完成了任务。跟在后面接他回“根据地”的薇薇揶揄道,是不是想跟着人家回家啊?薇薇也挺辛苦,一天都在为小烈打伞。如果去掉陌生人这个前提,这一天小烈跟薇薇共伞时间最久。

一天下来,具有统计意义的有效采样并不多。正酝酿第二天继续上街,小烈接连打了三个响亮的喷嚏。薇薇皱起眉头说,着凉了吧?让你逞能!明天换大李做采访吧。小烈摆摆手说,不用,我没事,缓一缓就好了。

回校的路上,薇薇对小烈说,你可真够实心眼儿的,把自己淋成这样!

第二天的社会实践由于小烈当晚的高烧而夭折了,只好都用现有的资料。小孙和大李负责剪辑录像,小烈和薇薇负责文本。小烈天生乐观,他说实践证明还是好心人多,一柄伞容纳两个人,不仅合理利用资源,而且共伞者还可能由生人变熟人,共建和谐社会。而薇薇不同意,她说人类的私密空间来自安全感。专家说过,1.2米是人与人之间的安全距离,和陌生人同处一把伞下会感觉不安全不自在。小烈说,可能因为你是女生吧。共享理念是社会发展的趋向,比如共享单车、共享图书、共享小孩玩具……薇薇打断他说,那是在国外。目前很多人还不能接受共享资源的观念,就说分享儿童玩具吧,国内的家长马上就会考虑到卫生问题……

小烈忽然问,昨天你一直帮我打伞,感觉不安全吗?薇薇说,那不一样,我们又不是陌生人。你看真正共伞的,不都是家人、恋人和好友嘛。小烈说,我昨天与不同的人拼伞,就像介入了他们的生活。我觉得用小小一把伞共同撑起一片天空,特别像一对恋人在一起生活。薇薇说,如果女人愿意与男人共伞,多半说明她愿意将自己的天空交给那个男人来支撑。

鼓了鼓勇气,小烈直视着薇薇的眼睛说,谢谢昨天你为我撑伞!薇薇微红了脸,悄声说,其实是你撑的。

小烈和薇薇因为这个雨天走在了一起。微雨的日子,他们喜欢撑开一把红伞,散步在林间、河边或校园的小径,直到毕业。然后和平分手,各自去了各自的远方。

又是一年谷雨时,小烈收到了薇薇发来的生日祝福,附了诗魔洛夫的一首小诗:“共伞的日子/我们的笑声就未曾湿过/沿着青桐坑的铁轨/向矿区走去/一面剥着橘子吃/一面算计着/由冷雨过渡到喷嚏的速度”。不惑之年的小烈没有再打喷嚏,眼眶却如青苔般湿润了……

故乡之外,春节仍在

文/笑言

不时有人问我:你们华人在海外过春节吗?我总是回答:过呀!随后便是一连串的追问,怎么过,跟什么人过,吃什么,穿什么,放假不,放鞭炮不,拜年吗?

兴许我一个不经意的回答,就会被解读为成千上万海外华人的共同行为。于是我总是强调我说的只是我们家的过法,代表不了海外华人。我的印象中,国人普遍比加拿大人更关心天下大事,问的问题往往比较宏大:加拿大有多少人口?国民总产值多少?有哪些支柱企业?首都渥太华的华人占总人口多大比例?国会有多少华裔领导人,都担任什么职务?

渥太华肯定有华人可以完美回答这些问题,但我回答不了,因为我并不关心那些事情,我也无须知晓。我已经不错了,车里的收音机一直开着,时事新闻大致还了解。就算真不了解也无所谓,怎么过日子是自己的选择,就如过春节,怎么开心怎么过。

人生匆匆几十年,各个阶段的生活不同,过春节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幼时关心鞭炮和新棉袄,上学则借机呼朋唤友,工作了忙着给领导拜年,出国后渐渐酿出乡愁。

年与平日的不同,具体反映在饮食与消费上。生活水平提高了,年的诱惑就小了。天下之大,各有各的吃法,过年不仅有人包饺子,也有人打糍粑。大陆的地域差异随着时代发展越来越小,于是,人们既能吃到滚出来的元宵也能品尝到团出来的汤圆,既能吃到水磨年糕也能品尝到油炸黄米糕。本是北方特色的饺子和南方特色的年年有“鱼”同时出现在了各地的新年餐桌上。商家则借着节日的喜庆,借着人们“过年买大件”的习惯,推出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促销。

与农耕民族的生活规律有关,中国人历来格外期待春天的来临。其实从腊月起,年味便悄然进入千家万户,腊八粥、腊八蒜、祭灶神、迎财神、贴门神、小年、龙抬头,一直到蒸馒头、包饺子、年夜饭、除夕、鞭炮、春联、春晚、春节、拜年、破五、秧歌、背棍、社火、灯谜、元宵……太多的文化符号,太多的民俗民风,若要较真,过年一定会是一种负担。在加拿大没这么多讲究,春节也不放假,不过华人社区过节的气氛还是很浓。首善之区的渥太华自有许多便利之处,春节活动往往有加拿大联邦、省、市三级政府的支持参与,当然也有来自祖国政府的祝福。

加拿大元旦前后在北美称为“节日季”,从黑色星期五的疯狂促销,到圣诞节和礼节日的大幅降价,再到元旦的低价延续,基本上被商家绑架了。火鸡在感恩节和圣诞节各烤了一次,大餐一顿接着一顿,家家户户亮起彩灯,华人家中也挂上了华商赠送的中式挂历。一些传统的华人民间组织,摆上猪头三牲隆重祭祖,展示出与内地同胞不尽相同的迎春方式。各类华人团体都在举办聚餐和迎春文艺晚会,唐人街上喜气洋洋,盛装的舞狮队、秧歌队和腰鼓队在辉煌的牌楼下表演精彩节目,居然还有云集各地小吃的新春庙会。

身在海外,可以感受到多种文化的融合。十七世纪末移居渥太华的那些华人先驱以及他们的后人,为唐人街定下了基调。而来自港台、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柬埔寨、老挝等地的华人,又将自己的特色融入了渥太华的中华大拼图。经过多年融合,很多加拿大人逐渐融入了华人组织的春节庆祝活动,他们不仅知道元旦之后要过中国年,还搞得清自己的属相。

若干年前,海外游子要打电话给家里报平安,给父母亲人拜年,所以除夕晚上的越洋电话常常占线,格外难打。再往后简化为电子贺卡,而今微信普及了,文字、图像、语音、视频随便选,相互馈赠的红包满天飞。通讯像生活一样越来越容易,无论天涯海角,只要想到,就能听到和看到。

春节是个让人想家的日子,是个充满亲情和友情的日子,是个万象更新的日子。一年周而复始,新一年的好日子,尽在彼此祝福中。我家的春节其实很简单,家人一起包包饺子吃顿年年有余的年夜饭,讲讲过去一年的趣事,开开心心迎新年。参加社区活动时,偶然也会穿起唐装,但儿时放鞭炮的硝烟味没有了,曾经一起创业的伙伴们如今已经在不同行业各领风骚,余下的只有淡淡的乡愁,丝丝缕缕,总在心间。

与寒冷厮守

文/笑言

2017年岁末,渥太华雪不算多,却一举成为全球最冷的首都。最冷时零下32摄氏度,体感温度超过零下40度(也刚好是零下40华氏度),温差与暖风和煦的加利福尼亚接近60摄氏度。世界真奇妙,差异如此之大的地方,竟然都会让人喜欢。加州无疑是人间福地,而渥太华更是屡屡被评为世界最适宜居住的城市。

小时候在国内,从收音机里常常听到“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今天上午达到新疆北部……” 印象中满街皮帽子呢大衣的莫斯科今年没有渥太华冷。还常听到“来自蒙古国的一股冷空气进入中国内蒙古东部至河套地区,冷空气将东移南下……”乌兰巴托一直是全世界最冷的首都,今年让位了。渥太华今年最冷,准确点说是与国会山一河之隔的加蒂诺地区最冷,用民间的粗糙说法,那就是呵气成霜、撒尿成棍的天气。

常说人生苦短,其实人生又很漫长,总要找些事由来填补无聊的时日。渥太华固然冬天很冷且很长,但季节分明了,生活中的变化也就多了。每逢冬季来临,渥太华人乐呵呵地把自己包裹得跟狗熊一样,滑冰、滑雪、打冰球、看冰雕、坐狗拉雪橇、喝现场枫糖浆、吃白雪上冷却的太妃糖、在冰与火共存的国会山前守夜庆新年……这些都是寒地特有的热闹,个中乐趣不足为外人道。

由于供暖体系不同的缘故,中国南方的冬天感觉上反比北方冷。加拿大也一样,除了户外运动,其实冬天并不感到特别冷。办公楼和公共设施暖气充足,而民居家家有自己的供热锅炉,我的邻居经常会在冰天雪地穿着短袖出门收取信件、扔垃圾。而在办公大厦,一声火警,人们紧急疏散时,会有短裙在停车场的寒风中翩翩起舞。

同事在一座小岛上拥有度假屋,到了冬天,可以开车由冰上登岛,运去夏日乘船不便携带的辎重和建材。生起篝火,看日落日出。在湖上凿个洞,眨眼就能钓起大鱼。天冷有天冷的幸福。

当然也有人远走避寒,回深圳、回三亚、去古巴、去玛雅、去夏威夷、更多的是去加州与佛罗里达。尤其是我们这些打高尔夫球的瘾君子,漫长的冬天不摸摸球杆实在太难受了。其实冬天出走,本身也是渥太华人的一个娱乐项目。多了一份煎熬,也多了一份期待。快了,快了,雪要化了,球场要开了!这是高尔夫球友的心声。坏了,坏了,雪要化了,雪场要关了!这是滑雪爱好者的不满。社会如此多元,和而不同,谐以共存。

新年来临,后院的白雪掩埋了篁竹和牡丹的枝条,雪地上不时留下松鼠和臭鼬的足印。生机暗蕴,四季轮回。窗外冰天雪地,手中一杯清茶,壁炉的火苗在跳,孩子们还在安睡。想起远方的亲友,心中渐渐涌上诸多感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气候,不同的生活,感恩生命大约是共同的,期许未来大约也是一样的,举杯遥祝,明日更好。

About writing history of Ottawa Chinese

By Jeff Wang (笑言)

At the beginning of 2015, I was encouraged by the Ottawa Chinese community media CFC News to write about the history of Ottawa Chinese. It challenges my knowledge and the time that can be spent on writing since I currently have full time engagement. But I decided to take on this opportunity with no hesitation.

Personally I am eager to learn this history myself as a Chinese writer who lives in Canada for about two decades. It surprised me that so many people, Chinese and Canadians, lend their hands to help me out with this project.

The first clue came as the lonely grave of Tom Chu which is located in Kemptville. Mr. Shubang Chou emailed me about the story first then I searched Internet and found an article in Mr. Martin Gregory’s blog. In about a week, I was so fortunate being able to have contacted Martin and the two followers who contributed valuable comments. Earleen and Anneke provided more detailed information and made great suggestions. Anneke even offered me to go together with them to Kemptville next spring to visit Tom’s grave and adjacent Dairy Barn’s owner Maria. This story has been written into my book as a section which has been separately published in CFC News Weekly in the language of Chinese.

On February 19, coincidentally the day of Chinese New Year, I met with Mr. Shubang Chou in person at the food court in Gloucester Center. Shubang had an amazing memory and great observation. In the two hours we were chatting there without a pause, he narrated the history back to 1913 when Mr Joe Shung came to Ottawa and those that were already buried in the Beechwood Cemetery. He would introduce me to interview Joe’s son, Mr. Anqiang Chou and his wife who own the Cathy House restaurant and other business in Ottawa. Shubang used to be one of the directors in Ottawa Chinese United Church so he mentioned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too. In his words, “Chinese churches and communities grew up together.”

With the materials Shubang provided, I learned that the earliest Chinese school in a room at Sparks Street dated back to 1903. This Chinese school related to the Sunday School which turned into Ottawa Chinese United Church in 1962.

The CFC News Weekly posted a notice today to collect the materials and clues from the local Chinese community. Delightfully, this project has received so much support from variously resources. I’m really grateful and looking forward to the completion of this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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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 Chu’s Lonely Grave

Yesterday afternoon, after a golf tournament at eQuinelle Golf Course, I drove about 5 minutes south to visit Tom Chu’s lonely grave located at Kemptv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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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was very easy to find the tomb which was located right behind the Dairy Barn. There were pretty artificial flowers in a basket and a broken pot in font of the tomb stone. I took some pictures and measured the distance between Tom’s grave and the edge of whole cemetery by steps, 44 in total. I remember when first person told me the story the distance was about 100 meters. I noticed that there were many new tombs in the cemetery. The gap was getting smaller and smaller over 67 years after Tom d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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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y, the owner of Dairy Barn, happened to walk out of the door with a broomstick. I greeted her and had a brief talk. It was her that put flowers to Tom. Unfortunately, she didn’t know anything more about Tom’s background and anybody who might have known of. She’s so kind to take care of Tom’s tomb. I asked if she agreed to have a photo in my book. She said that she didn’t want to have her photo taken for public. The words above the pointing hands were not easy to identify. I tried my best. leeniedevinity may figure them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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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ort of Ottawa Chinese during the Time of 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

By Jeff Wang ( 笑言)

I was honored being a panel speaker at the event to mark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Repeal of 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 on May 9, 2017.  Senator Lillian Dyck, Senator Victor Oh and Senator Yuen Pau Woo co-hosted this event at Wellington Building of Parliament Hill. Below is my remarks at the event.

Background
In 1923, the Chinese immigration act was passed in order to limit Chinese immigration more strictly. The act narrowly defined the acceptable categories of Chinese immigrants.

In 1915, the Chinese Consul Yang Shuwen (杨书雯) presented to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a “gentlemen’s agreement” that was similar to the Canada-Japan gentlemen’s agreement, but it was not taken seriously or simply ignored due to China’s poverty and low international status.

During the summer of 1922,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was negotiating a new treaty with China. Chinese communities across Canada, with the encouragement of Chinese Consul-General Zhou Qilian, organized a petition to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requesting that the new Canada-China treaty accommodated Chinese views.

“Humiliation Day”
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 passed into law on July 1st, 1923, coinciding with the Dominion Day of Canadian Confederation. The Chinese community referred to this day as “Humiliation Day” and refused to participate in Dominion Day celebrations for many years to come.

Story of Joe’s Family – The last lucky person
Mr. Bill Joe is well known in Ottawa Chinese community, not only because of his success in business but also because of his legendary family history in Ottawa. Bill’s father Shung Joe (周相) opened Joe’s Laundry & Cleaners at Slater Street sometime between 1915 and 1916. In 1919, he went back to China and married Kai-voon Zhang (张启云). However, she could not return with him to Canada and had to remain in Guangdong because the voyage was quite expensive. After a great effort, Mrs. Joe became the last lucky Chinese to arrive in Ottawa in 1922 just before the act took effect.

The Beechwood Cemetery and the Chinese Benevolent Association
At 1920s, if it was affordable, Chinese wished to have their bodies sent back to China after they passed away. When Chinese Exclusion Act was in force, the number of Chinese families and clans decreased. More and more Chinese died alone without money to be carried back to China or even buried locally. Ottawa Chinese united together and helped each other. In 1925, the brothers Hum, Shung Joe and Sue Wong etc. raised funds to designate an area at Beechwood Cemetery as a Chinese section. Twelve years later, in 1937, upon the outbreak of war in China against the Japanese, which cut off civilian transportation across the Pacific Ocean, the Chinese community made a second major purchase at Beechwood of another 50 lots.

When I visited the area in 2015, there were around a hundred Chinese graves. In Chinese tradition, people are buried in small mounds with a standing tombstone at the front. These graves were, however, underground and all tombstones were also set flat on the ground. The tombstones were so close to each other that I would have thought that they were step stones at first glance.

In 1993, the Ottawa Chinese community raised funds and built up a memorial pavilion at Beechwood, called Huaiyuan Ting (怀远亭).

Supporting the War against Japan
Of all the periods in the history of Canada’s Chinese, the decade of 1937-1947 was the most exciting and momentous. It was the time when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in Canada also achieved the greatest unity they had ever had.

Fund raising activities were widely and intensively spread in Ottawa and the surrounding areas. In 1940,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sued state-owned bonds. Ottawa Chinese responded positively, Mrs. Susan Lee and Mr. Bill Joe showed me the bonds that they have kept until today.

On November 18, 1941,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ormally signed an agreement with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to elevate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from the consular level to the ambassador level. Mr. Liu Shishun (刘师舜) was appointed as the first ambassador from China to Canada. He worked very hard to build a positive image of China by giving public speeches and meeting all levels of Canadians.

Stories about the Flying Tigers
Apart from various fund raising, some Chinese directly returned China to join the Chinese army in the frontline. Some of them lost their lives in their motherland.

A Chinese Canadian, Dan Wong married Mary Fong from Ottawa and ran a business between Montreal and Ottawa. Around 1943, he bought an airplane and flew back China to join the Flying Tigers of the Chinese Air Force. Joe Hum, a former president of the Ottawa Chinese Community Association, mentioned in his memoir Albert and Cederic Mah, his brothers-in-law. The brothers also joined the Flying Tigers and left many stories in history, especially about the famous “hump route”.

The First Lady of China visited Canada
On February 17, 1943, the First Lad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Mrs. Chiang also known as Madame Song Meiling, was invited by US President Franklin Roosevelt to visit the White House. Canadian Prime Minister Mackenzie King made a special trip to New York and invited her to visit Canada too. On June 14 of the same year, Mrs. Chiang travelled from New York to Ottawa for a three-day visit. She gave a speech at Canada’s Parliament Hill.

Repeal of 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Canada and China became allies. This linked the support of Canada’s Chinese for both China and Canada. This wartime united effort significantly improved White Canadian attitudes towards Chinese Canadians.

Back in the 1880s, Chinese laborer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anadian Pacific Railway (CPR). In the subsequent decades, although the Chinese were restricted to working in the very limited business and services, the importance of their contributions still gained the recognition from Canadians. Chinese in Vancouver, Toronto, Ottawa and other places repeatedly called o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repeal the unreasonable act.

On May 14, 1947,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finally repealed 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 A huge celebration took place everywhere in Chinese communities across Canada. Thousands of Chinese family reunions happened in the following years. Twenty four years of suffering were finally ended. Nowadays, after the great effort made by generations of Chinese in Canada, the Chinese have gained all the same rights as all other Canadians have. We must be grateful to the pioneer Chinese generations and we must also be grateful to the Canadians who have supported this redress mov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