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童年

刚上小学时，太原工学院家属院只有七座宿舍楼、几排平房和一座幼儿园楼。这个格局就像西校门门口挂着的白底黑字木牌一样保持了很多年，以至于后来很多房子不得不挤进两家人。这七座楼相隔甚远，整个大院开阔疏朗，一些小树林、灌木丛和高低起伏的荒丘散落其间。

一号楼和二号楼是苏联专家设计的单元楼。两座L形的四层大楼相向而立，中间是一个很大的矩形花园，里面红红绿绿种满了花草。花园用铁丝网围着，平时我们只能隔网远观。一个仲夏之夜，老花匠说昙花要开了，于是听到消息的人在花园入口处排成了长队。等待花开的过程中，大人们谈论着成语昙花一现的由来。那时我太小，昙花什么样已经不记得了，甚至老花匠什么样我也不记得了，如今我只记得那个凉风时来的夜晚和母亲牵我的手。

我家住的一号楼，建有走入式衣橱、抽水马桶厕所和独立卫生间。不过卫生间没装卫浴设备，只有一个洗脸池。后来两家合住一套时，这个半成品卫生间自然便成为第二家的厨房。三号楼到七号楼都是筒子楼，每层一个长楼道，房间分布在两侧，几家合用一个厨房和厕所。

一个傍晚哥哥去拉窗帘，发现奶奶没了声息。他大声喊来妈妈，而幼小的我则被安顿到另一个房间。奶奶离世后，人口少了，父亲发扬风格，把我们家从一层的大房子换到了四层的小房子。哥哥比我大八岁，基本上玩不到一块儿。好在院里孩子多，各有各的朋友圈，年龄差不多的便凑在一起。那时没有电视，也没有家庭作业，放学后孩子们都在院子里撒欢儿。除了教学区大操场的单双杠，没有别的体育设施。我们玩的都是传统游戏，半大小子撞拐、弹玻璃球、吹杏核、拍烟盒、滚铁环、抽木改（陀螺）、打雪仗、摔泥补洞、砸砖打红牌……小姑娘悠大绳、跳皮筋、踢毽子、跳格子，木头人、冰糕化……一群一群的孩子在院中横冲直撞，嘈杂声此起彼伏。

大学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教职员工来自五湖四海，太原本地人反倒没几家，莎莎的母亲甚至来自苏联。到了饭点，家长呼唤孩子回家，广东的、山东的、湖南的、河南的、上海的、东北的、四川的、北京的以及山西各地的南腔北调便此起彼伏。有孩子多的，名字抑扬顿挫，由南方老师一口气喊出来像唱歌一样。许多年后，歌词中的一位成了我的妻子。这种情况造成许多孩子上课用普通话，玩耍说太原话，在家则讲父母的方言。这无疑在开掘孩子的语言天赋，不过也让有的孩子无所适从，变得沉默寡言。

到加拿大以后，每逢深秋都能看到准备南去越冬的加拿大鹅，不时飞起，呼唤落单的同伴。等到湖面落满大鹅，它们便一只接一只冲天而起，盘旋几圈，形成队列，声势浩大地向南飞去。这不由让我想起小时候孩子们喊叫着聚集的情形。我们就像雁群一样，越喊人越多。一号楼的孩子集结在一起，齐声呐喊：“二楼的过来，过来的开仗！”多么简单直接的宣战！

开仗不同于打架，就是一种带点危险的男孩子游戏。精力积蓄到顶点，便要发泄一次。二号楼的孩子自然也不甘示弱，多半立即应战。反正都是远战，彼此扔扔土坷垃，不许扔石头和砖块。一号楼和二号楼中间的花园，沾了封资修的边儿，早已被拆除。剩下一大片空地和中间一棵硕大的核桃树。松软的土地很快被我们的奔跑踩实，找土坷垃很容易。不过土坷垃也能打破头，打到有人流血便会休战，然后就是下一轮的复仇之战。其实开仗很少流血，多半是虚张声势，我头顶的疤痕并非来自开仗，而是缘于一场小规模的意外。那时父亲已被关进牛棚，母亲被拉去参加学习班。我捂着脑袋去设在学生一楼的医务室包扎，母亲闻讯后才匆匆赶到。当时没有缝针算轻伤，伤口愈合后像是第二个发旋儿。削瘦的朱大夫外科技术娴熟与我们经常负伤也不无关系。后来八号楼盖了起来，有人养了一条杂种狼狗，名叫“灰干”，每逢开仗，狼狗总是冲在前面，所以八号楼后来居上，所向无敌。

三号楼和四号楼连在一起形成直角，露天电影就在这个直角中放映，摄影机的光束由三号楼一层的窗孔中穿出，打在一个大银幕上。人们早早到场占位，大人们坐在马扎上，手摇芭蕉扇，磕着瓜子抽着烟聊天，小孩子们有的满场乱跑。有的玩打手背游戏，有的玩降落伞翻绳游戏。放映时总要搞个加演，不是纪录片就是科普片。我们往往没耐心等那么久，经常都晚到，站着看主片。有时人多，站的位置也没有，我们就去银幕背面看反片儿。反正就那么几部片子，翻来覆去地看，台词大家都能背下来了。一部电影往往是邻近几个单位协调放映，一卷胶片放完，赶紧送往下一家，这叫跑片。如果下一卷没有及时送到，就会出现白幕。有时电影放着放着，胶片就断了，大家便喊：“又烧片子了！”这叫断片，也会出现白幕。放映前师傅调整放映机，会出现更长时间的白幕。这时孩子们便兴奋地跳起来，各种手影争相出现在短暂的空白银幕上，最多的是兔子和狼、鸽子和老鹰，看上去都很宿命。

每逢冬末，就有人骑自行车来家属院卖小鸡。卖鸡人在自行车后架上装一个三尺见方的扁筐，上面盖着厚厚的棉被。掀开棉被，一筐毛茸茸的小黄鸡和小花鸡埋头挤在一起，叽叽叽叽叫着，煞是喜人。每家都忍不住买几只养着玩。来年春天，家家都把半大的鸡从楼里放出来，轰到花园的土地里啄虫子和碎石。有公鸡的便凑在一起斗鸡，晚上再各自抱回家，跟如今养宠物差不多。差别在于宠物只是陪伴，而鸡蛋甚至鸡本身是食物。其实小鸡非常难养，不知为什么很快就会被养死。我家养大下蛋的两只母鸡，后来每天早晨自己从阳台上的鸡窝里钻出来，一边叫着一边对着花园空地俯冲下去，四层楼啊，它们又不是鸟，居然摔不死。到了傍晚，它们自己认门上楼回家。糟糕的是，从一楼到四楼，沿途至少要留下两滩鸡屎。一听到鸡咕咕叫着啄门，我便飞快地跑到厨房煤火炉下撮一簸箕炉灰，沿楼道检查一遍，将鸡粪一扫而光。鸡不像人，它们上楼可没有时间观念，走走停停，有时还跳在没有玻璃的窗台上贪看外面的风景。我总有来不及清扫的时候，鸡粪就会留得比较久。邻居们颇有怨言，但那时每座楼每个单元几乎都有鸡出没，大家也无可奈何。何况那时好像没人敢吵架，只能关紧家门，上下楼时多留意脚下。

多年以后，我有幸成为太原工学院的一名学生。再后来我去了很远的地方。不过走得再远，出发的原点不会变。对我来说，那就是太原工学院。我入学时，她是太原工学院，我毕业时，她是太原工业大学，现在，她叫太原理工大学。

——刊于《中国日报》2022年2月12日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