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导师巴索尔

文/笑言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我有幸拜在巴索尔·考瓦利塔金斯导师门下，成为牛津大学工程科学系的一名研究生。

初见先生，约在工程科学系大楼。导师的形象颠覆了我事先所有的想象，他四十岁出头，高大威武，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明亮凌厉，鼻梁如雕塑般挺直，下巴刮得铁青，头发自然卷曲。一袭黑袍罩在西服之外，看上去桀骜不驯，不像做学问的，倒颇有几分猛张飞的气势。

导师给我的第一个考验是上电梯。工程系当时的电梯很独特，两个电梯井运行着同一部不停循环的升降机，一个井上楼，另一个井下楼。每层楼的电梯都没有门，只有两个门洞以及不停出现的平台。乘客上下楼需要找准时机，踏上或跳下运动中的平台。当时我们从一楼到四楼，导师让我先上，我是上去了，但他却差点没上成。他没抱怨，笑笑说，忘了你是新手，下次我先来！我自然明白刚才留给他的登梯时间太短了。

考瓦利塔金斯先生的博士头衔是PhD，牛津人都知道，世界上所有的博士都叫做PhD，而独有牛津博士被称为DPhil。考瓦利塔金斯先生是曼彻斯特大学的博士，毕业后来到牛津大学，成为工程科学系的一名讲师。刚接到录取通知书时，我很是疑惑了一阵，在这样的名校带研究生怎么也轮不到一个讲师啊。那时还没有互联网，信息极其有限，后来才搞清楚，原来牛津大学每个系只设一名教授，通常也就是系主任，其他教师只能一律屈尊为讲师。而牛津把机械电气之类统统划归到工程科学系，可见在牛津的工程科学系当一名教授有多难。

导师给我的第二个考验是过马路。从工程系到圣埃德蒙大厅学院不到一英里，不远不近，步行大约一刻钟，途径谢尔登尼亚剧院、博德利图书馆、奈何桥、三一学院、新学院等。其实当时我只顾跟着导师走，一时也搞不清这些古老建筑到底是什么。过一条马路时，考瓦利塔金斯先生一把拉住了我，说小心汽车，它们比我们大。其实那车离我们还远，但我明白以后需要重新定义人与车的距离。

导师给我的第三个考验是走迷宫。圣埃德蒙大厅学院的大门一点都不起眼。在大街上走着走着，一不小心就走了进去。四面楼宇首尾相连，围成一个方庭。一圈青石甬道围着一片草坪，草坪中央垒着一口被锁闭的水井。不时有身着黑袍的师生在甬道上优雅走过，我不由产生错觉，仿佛闯入了某个年代久远的修道院。

牛津学生必须同时注册一个系和一个学院。导师这天上午的工作就是陪我熟悉系和学院，然后在学院餐厅的高桌上请我吃顿午饭。他不但是工程系的讲师，同时还是学院的研究生主任。他在系里有一间办公室，在学院也有一间。到学院后他带我直奔办公室，一边从衣架上抓下一条领带系上，一边说若是不系领带一会儿吃饭同事们该说他不够尊重了。他要我把拿在手上的黑袍也穿起来。牛津学生每逢考试以及在高桌上吃饭必须穿黑袍，因此黑袍是牛津人必备之物。学院这座楼不知是哪位天才设计的，结构复杂得像一座迷宫。他似乎很随意地问我，你能自己走出这座迷宫吗？我不确定他这么问是不是有所指，迟疑一下答道，我需要您的指引。若干年后，我在他的指引下，顺利走出了牛津这座学术的迷宫。

爬满长春藤的方庭南楼挂有一只日晷。日晷下方的拱形石门洞里，有一扇厚重的橡木门。导师咿呀推开，带我走进了研究生活动室。慈祥的布朗太太微笑着交给我一把编号B22的铜钥匙。这把钥匙如此有名，以至于短短一天，不下三人问我是否拿到了它，好像他们一早就知道我是个惯于夜不归宿的浪子。B22是一把学院侧门的钥匙。夜深人静大门关闭之后，另一条大街上一扇更不起眼的小门可以用这把钥匙打开。

从我见到他的那一刻起，导师便让我直呼他巴索尔，直到毕业，竟没有多少机会称他为考瓦利塔金斯先生。称呼变亲切了，学业上却丝毫不带感情。上课、演示、讨论、布置课题、修改论文，巴索尔一丝不苟，而从这点点滴滴，我学到的不单单是新的知识，更主要的是他的治学方法，这是让我受用终身的东西。我后来回国执教时，脑海里常常浮现出先生那张环眼圆睁、气吞山河的鲜活面孔。

那一年导师招了三个研究生，此外还有一位助教。五人时常一起去酒吧，身着便装的导师跟我们一起喝啤酒、掷飞镖、点评时事、神侃足球，有时还关心一下我的家人。他原籍希腊，难怪身体的轮廓尤其是面部的线条那样棱角分明，充满雕塑感。巴索尔在社区乐团担任第一小提琴手，曾邀请我们几个学生去听他们的音乐会，并把夫人和两个儿子介绍给我们。知道他拉琴之后，我把盛中国的《梁祝》磁带借给他。他听了几天还给我，盛赞演奏技巧，但说听不出中国元素，太像西方音乐了。我没有与他争论，梁祝带给我的，超越了音乐本身。 巴索尔•考瓦利塔金斯先生的头衔很多年前就变成了教授，不少国内翻译出版的学术著作引用过他的研究成果。上一次我去牛津，来去匆匆，没有预约，只是在路过工程系时进去打算问一声好，不巧他没在办公室。他总是那样匆忙，见不到也是意料中事。而无论见与未见，我都会记得这位帮我打开专业视野和事业前景的老师，亦师亦友，受益良多。谢谢你，考瓦利塔金斯先生！谢谢你，巴索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