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冬，太原工学院“响应林副主席号召”战备疏散。一队挂着河北车牌的草绿色军用卡车，浩浩荡荡，开往晋东南的襄垣县。随着卡车的颠簸，马槽里一双孩子的眼睛，见证了这段历史。
临近襄垣，车子分别驶向不同的方向，一所大学被拆分到几个不同的村落。
我和母亲被分到一个偏远的“东南上”小村子。抵达时已是夜晚，被临时安置在一户老乡家中。这是一眼窑洞，前面有一段砖墙，靠内便是天然的土墙，下面随便用旧报纸糊了糊。房东在土灶里烤了几个玉米疙瘩递给我们，外表金黄微焦，热气腾腾。那一刻，房东浓重的地方口音格外亲切，而早已又冷又饿的我立刻兴奋起来，觉得这地方或许没有来前想的那么糟糕。
那时，“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的帽子压在刘少奇头上，落到地方，便被拆分开来，分派给不同的人。父亲不幸分得其一，被定为“大叛徒”，关进了“牛棚”。以前在太原的时候，我还经常能去给父亲送饭，在教工三楼关他的那间屋子里，听同屋的赵教授和铁师傅讲故事。而到了襄垣，牛棚在另一个村子，听说要走很远，从此我几乎见不到父亲。
四个大箱子，是我们全部的家当。铺盖、锅碗瓢盆一件件取出，箱子很快就空了。而这仅仅是开始，缺东少西的日子，还在后面。还记得准备出发的那段时间，收垃圾的平车在学校大院里络绎不绝，很多人家都不得不舍弃了很多用惯了的东西。
疏散时，哥哥已插队在外，父亲在牛棚，只有母亲带着我，开始了乡下的生活。
母亲是个闲不住的人。她爱与人拉家常，“出去啊？吃过了？”从这种简单的话头开始，她站在路边就能和人聊上一个钟头。经常是有人和她聊完去办事，返回时，她还站在那里，已经换了一个人继续说个不停。没过多久，她就和房东大妈以及左邻右舍熟络起来。她就有这样的本事，在陌生环境中，不声不响把人情的线一根根连起来，把日子一天天过出滋味。
村子小，没有学校。母亲去找村干部，说孩子不能没书念。村主任看看我说，娃还小，去邻村上学要走山路。母亲坚持要我跟其他的孩子一起去，主任也便同意了。
第一天上学，母亲送我到村口，对同行的孩子说，也许他一开始走不快，会给你们添麻烦，请你们给他一点时间。
一路上，我紧跟着几位同伴。他们在半道停下来，在一块空地上收拾晒干的泥丸，又蹲在地上，用河泥重新团新的。水金叫我一起做。我问这些泥丸是干什么用的。他吞吞吐吐地说，是学校的大孩子打弹弓用，逼着他们交的。
我放下手里的泥丸，说我不做。
水金立刻翻了脸：“城里的孩子了不起啊？”
我有些心怯，不明白这种敌意从何而来。
放学回家，母亲问我学了什么。我说一个老师教三个年级，都在同一个教室。我在中间的年级，但高年级的题也会做。她笑，说：“不要骄傲。你且说说你做了什么。”我说学了珠算，还写了一篇《复课闹革命》，老师当范文在班上读了。她又笑：“才说不要骄傲。”我说：“我就是实事求是。”
母亲会背不少古诗词，常常考我。于是背诗成了我们打发时间的游戏。一次刚背过《春夜喜雨》，没几天就遇上一场大雨。孩子们满街喊着：“水库的鱼冲下来了！”他们的鞋子踏着地上的积水，溅起一串串泥泞。乡亲们纷纷赶去看热闹。
田垄间的水渠里果然有鱼。
别人只是围观，母亲却挽起袖子，下手就抓。鱼滑得很，她根本抓不住，反倒一脚陷进泥里。村里人一阵哄笑。她索性拖着泥腿走近些，用手去堵水流。结果一条大鱼为了躲避，一蹦老高，居然蹦到渠外，在土地上蹦跶。母亲上前一把按住，抓了起来。众人发出一片叫好声。
母亲笑了，抬起头问：“你们怎么不抓？”
人们摇头，说不吃鱼。
她也不多问，回去刮鳞、剖腹，下锅红烧。很快香气四溢。鱼烧好后，她切了一些，分送左邻右舍。他们一开始不太接受，先是闻一闻，然后在母亲鼓励的目光下，尝了起来。
不久，她打听到十几里外有个水库，每周日上午有人卖鱼。她便约了几位阿姨，又给我借来一辆自行车，让我跟着去。那时我个子小，多半是跨骑在横梁上。土路坑坑洼洼，我却觉得新奇。
母亲总是这样，在别人尚未适应的地方，她已经开始生活了，一点一点，把日子重新归拢起来。她学会了纺线，学会了纳鞋底。只是有些时候，还会默默地望向远方。
我在学校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
水金一直看我不顺眼。终于有一天，就在我第一次上学经过的那块空地上，他不仅骂我，还骂我母亲，骂我那个“叛徒”父亲。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叛徒的儿子”这几个字，不再只是一句骂人的话，而像一堵墙，隔在我和别人之间。
我扑上去和他扭打在一起。他每做出一个动作，嘴里就配合着猫一样的嘶嘶声。同行的孩子看了一阵，开始拉架，但都是本村的，我打到他很难，他打到我却更容易。
我一路跑回家。
那是我记忆中哭得最厉害的一次。不是因为疼，而是委屈。我感觉离父亲越来越远，母亲讲过的那个父亲，仿佛不再真实。
母亲问我发生了什么，我哽咽得说不出话。
很快，水金的父亲和村干部来道歉，保证那些孩子以后不再欺负我。但我对母亲说，我不想再去上学了。
她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说：“那妈教你吧。”
第二天她把大竹箱搬到了我够得着的地方，让我自己去里面找书看。当年她跟随父亲南下，转战千里。解放后父亲申请回山西老家照顾父母，那箱子便是那时从成都带回来的。
我开始读《红岩》和《晋阳秋》，认不出的字就猜，猜不出就问。读不下去了，就丢在一边。
我以为不上学就自由了，母亲却另有打算。有一天她对我说：“别贪玩了，去赵阿姨家看看王叔叔怎么修自行车，学点本事。”
我跟着王老师学会了擦洗自行车，换轴碗里的滚珠。后来我的车都是自己修，补胎、调辐丝，一样样学会。
不上学的日子，我也疯玩。母亲带我进过几次城，吃过驴肉和炒饼。后来她问我：“敢自己去吗？”我便开始自己骑车进城了。
尽管到了乡下，工学院还在行使其行政职能，隔三岔五组织“忆苦思甜”，吃糠窝头。虽是难以下咽，那时却以多吃为荣。由于父亲的关系，我们低人一等，更是不敢不吃。母亲却悄悄对我说：“量力而行，不要和别人比。”
那段时间，我就这样在田野和书本之间一点一点长大。语文靠自己读书，算数靠母亲出些题。那些日子，也在书页与泥土之间慢慢接续起来。
我以为以后就这样过了，但疏散并没有持续太久。
第二年，我们回到了太原。
只是原本已被压缩到很小的两居室，又挤进了一家青年教师。两家人共处一室，彼此相让，靠的是分寸，也是心气。我们家原先的三张单人床被挤进了一间房子，根本放不下，只好把两张床拼成一个大床，再把第三张床的两条腿架在两张床上，另两条腿下面垫高，搭成一个上下床。
母亲的豁达，让这一切没有变得更糟。那些本该塌下来的日子，也就这样被她一一接住。
后来，父亲平反回家，哥哥从插队的地方参了军。生活一点点恢复了它应有的样子。
很多年以后，我才慢慢明白，那段最艰难的日子里，撑住这个家的，并不是环境的改善，也不是命运的转折，而是某种像那口窑洞土墙一样——说不上哪里结实，却塌不下去的东西。
枫华闻道-母亲节征文-文字+音频-2026年4月6日
